老孫到底有多少錢？我沒有問他，這是個很不禮貌的問題。但我知道，義烏市區內目前唯一的一個稠州公園是他孫榮福個人捐建的。這事發生在10年前，當時義烏的市場還處在一般水平，義烏人還僅在脫貧過程和剛向小康邁進時，孫榮福一下投資幾百萬元，用了兩年心血，將義烏曆史上唯一的一個公園建了起來。1988年，開張一年的公園就有了幾十萬元的收入，不用說，從投資回報的角度看，好多人都說老孫這家夥又瞅得比別人準，是著實的“冷門生意”。但就在這時，人們正準備看著孫榮福在第二年抱“金娃娃”時，他老孫竟上書給市府，說要無償將公園獻給市裏。當時，幾十萬義烏人全都被震住了：他孫榮福簡直太了不起了！
孫榮福確實了不起，這並不在於他有錢，而重要的他是個會經營且骨頭很硬的漢子。在常人眼裏，老孫是個不苟言笑的人，然而隻有走進他的心靈，你才會明白這位硬漢的臉上為什麼很少有笑臉。也許在今天那些眾多的義烏“富翁”身上每個人都有一部不平凡的傳奇故事，可似乎誰也難比孫榮福，因為他曾經飽受的辛酸與折磨已經浸入他的骨氣之中。我了解孫榮福的一些情況最先還是從老書記謝高華那兒得到的。“老孫在‘文革’期間曾擔任過大隊黨支部副書記，後來就是因為帶領農民外出打工，結果被定為‘黑包工頭’而開除了黨籍。”謝高華說，“我於1982年到任不久，有一天孫榮福給我寫了個條子，提出要承包鳳凰山——那是個集體所有的果木場，連年虧損。鳳凰山名字好聽，其實隻是個荒山頭而已，共有120畝地。孫榮福提出承包的條件有三：一是承包期為5年；二是每年上繳大隊兩萬元；三是原果木場的10個人的工資由他負責。此事在當時尚沒有先例，問題就在於他是個被開除黨籍的人。可我覺得老孫自己拍胸脯承包一個連年虧損的集體企業，並能給10個人開工資，這事利國利民，給一個‘犯錯誤’的人也算是個出路吧。我就在他的條子上批了‘同意’兩字，又寫道：‘5年承包期太短，可以承包30年。’這件事我是頂著風險辦的，後來果真傳來很多風言風語。”
孫榮福家共5口人，除孫與老伴倆人外，有兩個兒子、一個女兒。現在大兒子結婚了，但作為家庭公司的“義烏永強養殖有限公司”，隻有本家5個人的股份。孫榮福一家過得非常和睦，老孫現在是這個億萬家產的公司董事長；大兒子是總經理；老二是女兒，當會計；老三小兒子跑外勤；孫夫人是出納。很有趣，5個人看起來職務有別，但較起真來誰都不比誰權力小，不信你老孫頭不是董事長嗎？你不職務最大嗎？可你決策要有錯，在家做飯炒菜的孫夫人就有治你的辦法——她不給你支付一分錢，看你董事長到哪兒牛去！
“我們家實行民主議政，集體決策，分工明確，各負其責。”老孫對家族企業的“內幕”進行了首次公開透露。他說：“前年我就想投資養殖娃娃魚，但方案拿到股東會議上就沒有通過，隻有我1票是讚成的，他們4票反對。我沒轍，大家認為養殖娃娃魚投資大，風險更大，特別是中國市場到底能不能使娃娃魚成為氣候，這還有待考察。我雖然個人認為中國的娃娃魚市場必定前景可觀，但既然股東會議不同意，我隻能服從。又過了兩年後的今年，當我再一次把開發養殖娃娃魚的事提出來後，經過一段時間大家各方調查論證，最後全體舉手，於是我們才決定拿出1300萬元的投資來……”
孫榮福的家庭公司，讓我看到了中國現代私營經濟趨向成熟的喜人景象。
像孫榮福那樣成功的家庭與私營企業在義烏不是少數。從孫榮福那居高臨下的鳳凰山下來，我看到了義烏市的另一個令人拍手叫絕的地方，那就是義烏農民們自己建設起來的一個個現代化的大型農莊。
義烏地處浙江中部，是個平原與丘陵兼有的地區，還有一部分山區，它具有中國農業縣市十分典型的自然條件。在看到已經具備都市風采的義烏城區和如大陳鎮、廿三裏那樣初具現代化規模的鄉鎮，我曾設想了一種對未來中國農村發展的擔憂：以後農村都成了城市，那麼那些自然條件差的山區或丘陵地區的農民怎樣實現現代化呢？或者說，義烏市這樣一個城市建設隨著市場的超乎想象的發育，會不會本地自身之間出現嚴重的貧富差異？假若我們即將到來的21世紀裏，許多過去是種地的農民，後來因為辦企業或經商而走進了城市，或者有的完全是因為我們的城鎮發展而一夜之間由農民變成了市民。那時土地誰來種？種田的人能不能生存？怎樣使我們的土地上依然有生生不息的兒女？
與義烏市現任領導見麵時，已經不是我所想獲得的那種表麵文章了。然而題目出給這些年輕的市領導時，想不到的是他們竟然胸有成竹地解答了我的疑慮與擔憂。他們告訴我，在他們這一任目前集中最多精力的就是在今後的5年內，更好地解放思想，理清思路，並切合本地實際，堅定不移地實施“興商建市”的發展戰略，依托已經形成的專業市場優勢，把義烏市建成一個具有相當現代化水準的中等城市。具體而言，便是要在進一步加快義烏市區建設進程的同時，重點加快蘇溪、廿三裏、佛堂和上溪4個衛星鎮的建設。“那時，我們的義烏城區由於4個衛星鎮的介入與並合，將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化中等城市。全市鄉村行政區將向衛星鎮集攏，而衛星鎮與衛星鎮之間，衛星鎮與中心城區之間實行輕捷快道相聯接，整個義烏鄉鄉村村，圍繞中心城區組成一個相互映輝、相互作用的網狀構築，從而形成合力互動的巨大發展態勢。那樣我們傳統意義上所擔心的城鄉差別便將真正消除，農民與市民之間不分彼此……”趙金勇書記跟我說這番話，是在他辦公室一邊揮毫時未加思索的坦言。我當時聽後內心有種強烈的震動——這來自我想象之外的那種震動。我覺得在一個地方能看到某種繁榮的景象並不太費勁，費勁的是我們常常聽不到當地的決策者們高屋建瓴的思想。
義烏決策者那充滿時代色彩和無限激情的高屋建瓴思路，改變了我原先想進入世外桃源式的農民莊園，不得不回首折身，領先進入義烏領導者為我展示的他們的那個未來世界。而這不由得使我聯想起1997年的那個冬季。在那個冬季裏，我用近一個月的時間走遍了美國東部的幾座重要城市，那裏有記錄當今世界最強大國家發展的曆史軌跡。我因此到了美國本土民族與英國茶商浴血抗鬥的波士頓，也因此到了華盛頓簽署《獨立宣言》的費城，後來是在白宮前的獨立廣場上我走進了林肯紀念堂，最後才久留於紐約。麵對世界最強大的國家，我努力尋覓著一個答案：到底是什麼使一個僅有兩三百年曆史的民族，能在短時間內發展得如此迅猛？靠的東西很多，有外在的，更有內在的。但我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每一段美利堅的強國曆程，都總是有一位用中國人說的話叫作“明君”。我們熟悉華盛頓，熟悉林肯，但遺憾的是我始終沒能搞清楚是誰締造了紐約的曼哈頓島。當我站在“帝國大廈”俯視森林一般的樓宇和樓宇之間那湧動的車流人流，我唯一特別想知道的是誰締造了這個世界之最的商都？我當然知道商業的力量可以推動城市建設的發展，我當然也知道市場可以營造繁華氛圍，然而我想尋求那個締造了這座世界商都的領導者與開拓者，但我沒能做到。可這並不意味著鎖斷我進一步思考：中國的建設與曆史進程難道不是因為一朝“明君”一朝繁榮嗎？
義烏人應該感到慶幸，他們在每一個重要的曆史階段都相應獲得了這種可能。改革開放20年，義烏市場18年，從謝高華那一任算起，義烏的領導已經換過數任，百姓們心裏清楚，哪個時期發展最快，便必定有一位人民擁戴的好領路人。今天義烏在跨世紀的重要時期，又恰值從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城向譽滿神州的現代化中等城市邁進的階段，今天的義烏人民自然把眼睛投向了他們今天的領路人。
顯而易見，像義烏這樣一個社會實力和人民生活已經發展到相當水平的地區，如何順時應勢，把握工作的主動權，將區域經濟和社會發展提高到一個新的高度，這是擺在現任班子麵前最重要的課題。在挑戰麵前，班子的頭腦始終是清醒的，他們高擎“再創業、再發展、再提高”的旗幟，沒有一天放鬆過肩上的責任。
市委書記趙金勇很清楚這一點，他對我說：“作為一個農民出身的‘縣太爺’，我知道百姓想的是啥，要的又是啥。老百姓是一個區域發展的主體力量，是‘母雞’。隻有把這個主體力量充分地動員起來，把這隻‘母雞’喂飽了，它才有可能生下很多蛋，進而推動社會的曆史進程。現在有時我們一說工作成績，就總是先在某某領導、某某部門的‘直接領導下’、‘親切關懷下’，最後才說到是‘在廣大群眾努力下’，這實際上是不對的。人民創造曆史和財富才是第一位的。義烏有今天，難道不是這個理嗎？領導的作用當然很重要，可領導的作用隻有順應民心時它才發揮真正動力。什麼是民心？對一個地區而言，根本的就是發展經濟，讓人民生活富起來，讓社會朝前走，這是體現民心民意的根本所在。要實現它，決策者和領導者就必須把工作的著眼點和心思放在人民群眾最關心的事上，銳意創新，又能善於凝聚人心，在上上下下營造出一個思想同心、目標同向、工作同步的局麵。我因此要求自己和市級領導班子的同誌都要把關心和解決老百姓的事放在頭一位來開展工作。拿我們義烏來說，就是我們的市場越辦越興旺，大家口袋裏的錢越來越多，而且多了以後還能生活得有質量、有情趣。這就是我們現任市級班子為什麼把精力都重點放在要把義烏建成現代化水平的中等城市之上。因為對中國的農民來說，能在身份上和生活方式上成為城裏人這是最高的一種理想追求，而我們因此不斷強化加速城市和集鎮建設，為的就是滿足老百姓的這種追求。同時城市發展了，我們又不能放棄農業生產，那麼如何處理這一矛盾，我們當領導的責任就在於此。啥叫當幹部？當幹部就是幹老百姓心裏想的事，或者是心裏想卻又不能如願的事。我常對下麵的人說，我就是要你們拚命地工作、幹活，為啥？為的就是不能把百姓的事給耽誤了……”
（義烏市的領導從趙金勇書記之後已換了幾任，現在的市委書記是樓國華。樓書記在義烏已工作數年，他的執政理念更令人折服敬佩，因而也有了義烏近幾年更飛速的跨越式發展。）
義烏的百姓告訴我，別看他們的市場已經在好幾年前就在全國聞名，可義烏作為一個像模像樣的市還是最近幾年的事，這得歸功於現任班子具有強烈的時代意識和工作的大手筆。曾幾何時，這個本來隻有幾萬人的小鎮，一下成了擁有二三十萬常住人口和每天十幾萬流動人口的城市。然而盡管許多百姓的戶口完成了“農轉非”程序，但思想、意識和行為上，仍然是不折不扣的農民。而當這種非城市化的意識和行為，集中在一個公共區域表露出來時，它給予我們的城市形象是絕對的醜陋。義烏市在一個時期很不叫外人中看，可以說是“水不清、路不平、燈不明”，汙水橫溢、垃圾遍地、交通阻塞……
“抓，一定要把城市的形象樹起來，把市民的素質提高上去！”市委、市政府因此大刀闊斧地作出了加強城市建設的幾大工程，而且在之後的連續幾年裏都投入了大量的資金。那時有相當一部分人對此並不理解，認為是決策者“拿百姓的錢為自己出風頭”。
“其實我們是用心良苦啊！我們這些市級領導中，大半也都是農民出身，當我們接待外麵的客人上義烏街上一走，你猜人家對我們說什麼呀，他們衝著我們說：義烏人靠小商品市場是賺了錢，賺了大錢，但看看義烏街頭髒兮兮亂哄哄的樣，集市不像集市，城市不像城市，他們骨子裏是成不了器的農民嘛！聽了這些話，我們臉紅呀！難道我們義烏人就隻會賺錢隻會辦市場，而不會把自己收拾成標標準準的城裏人嗎？”市府的一位領導在自己的辦公室一邊情緒激昂地走動，一邊如此對我說道，“不信我們農民就隻能永遠成為被人瞧不起的鄉下人，我們更不信義烏人除了賺錢就不會建設自己的城市。於是我們發誓要把義烏的城市建設搞好，一方麵是硬件要上去，比如加寬馬路、規劃新區等，更重要的是在提高市民的素質上。可農民身上確實有些習慣與傳統並不好，你去幫助他改掉未必受到歡迎。這時候你推行正確的決策就必須堅決、果斷，甚至敢冒落罵名的風險……”
這位領導同誌自己沒有給我講述他們是怎樣抓這些事和碰到了哪些可能要落罵名的事，但義烏的百姓卻給我講了。前年，市府針對義烏城市建設中的突出問題，就大抓了街頭“三禁”：禁喇叭、禁煙炮、禁養家禽，那陣勢百姓記憶猶新。先說禁喇叭。自打義烏小商品市場辦起後，義烏人一直引以為自豪的是大街上“車水馬龍、喇叭聲聲”，而且曾經有領導在大會上把這種現象歸為義烏市場繁榮的象征。現在市裏要抓禁喇叭聲，這對已經無拘無束按了十幾年喇叭的車手們可是一次前所未有的“禁錮運動”，一句話，哪兒也不習慣。
“不習慣也得改！”市領導鐵了心要做這件事。“市交管部門要專門設一個箱子，用來裝違章的駕駛證，這個箱子要上3把鎖，交警部門1把，城管部門1把，市府1把。有話在先：誰也別想對違章的人開後門，誰也別想講情。誰講情，誰開後門，就撤誰的職！”那些日子裏市委、市政府領導親自帶著能出辦公室的機關幹部、交警人員、城管人員，浩浩蕩蕩地走上大街。他們見一個按喇叭的就扣一個司機的駕駛證。百姓們講述當時的情形時形象地說：“那段時間裏，大夥對違章按喇叭者就像見過街老鼠。那勁頭……哈哈哈！”
這一招可以稱絕，連義烏人自己都不相信竟然自己能把像按喇叭這樣的“老毛病”治好了。有了自我的信心，之後的禁煙炮、禁養家禽等也都大獲成功。“三禁”一治，義烏市麵上似乎一下換了個樣，百姓回頭一瞅，發自心底的一種意想不到，原來我們也是可以變成文明的城裏人哪！
本來嘛！決策者們笑了。
百姓服了。
然而這僅僅是“初級階段”，在義烏市領導的一班人心目中，他們勾畫的現代化義烏市，應該是個“農工商貿市”齊發展的中國式新都會。而要實現這個宏偉目標，就必須在建設好城市的同時，還要建設好農民的美麗家園和不斷擴張“中國小商品市場”的經濟外延。這就是我下麵所要描述的義烏最令人激動的內外兩幅日新月異發生著裂變的錦繡——讓我回到距市區一公裏外的那個“福田莊園”吧。
中國真的有農莊嗎？中國的農莊是個什麼樣？像當年的地主（我們今天50歲以下的人根本就沒有見過地主的家業是什麼樣）？還是像電影裏看到的外國富豪們所擁有的那種莊園？總之，莊園這個熟悉的名詞，在我的概念之中是模糊的。前年的北美之行，我確實到過加拿大人的私人莊園。那些莊園基本是農莊式的，主人擁有很多地，一望無邊。然後在一個合適的地方蓋一個不太大的住宅。那住宅不像中國人那種四周有嚴實的圍牆，或是一棟樓，或是幾排加工廠。因為農莊主一般都要把生產的糧食或果品加工成半成品、成品。但我問過當地的農莊主現在有沒有真正的那種西方電影裏看到的富豪們所擁有的典雅莊園，他們告訴我已經很少有了，整個加拿大都不多。原因是隨著現代工業的發達，有錢的富豪們已經都搬到大都市去了，鄉下的那種田園式生活，對新一代富豪們已經失去了誘惑力。西方的莊園不再叫人留連忘返。那麼我們中國的莊園是什麼樣呢？
跨進義烏的“福田莊園”之後，我才明白原來中國的莊園是這樣！你一定想象不到，這就是我們中國農民的莊園。有一泓無邊、碧波蕩漾的水麵；有人工湖畔架起的最現代化的水上樂園以及清澈見底的海浪遊泳場；有曲徑通幽、風情萬種的垂釣塘泊與無法盡收眼底的種植、養殖園圃……然而我最鍾情的是那十幾棟別致優雅、錯落有致的小木屋，以及小木屋四周鬱鬱蔥蔥的綠林和一條條找不到同一形狀的彎彎小路。嗬，這就是我們中國的莊園，中國的農民莊園！
主人樓瑛財問我這個京城裏來的人對他的莊園作何評價。我竟一時答不上來。“真的，這裏太美，太氣派了！”我似乎一下意識到自己目光的局限和想象的貧乏。客觀地講，在義烏，我曾被入進難出的浩大市場而震動過，也為飛速崛起的小城感歎過，但我堅持認為義烏農民們建起的無數像“福田莊園”一樣的農莊，是所有讓我心潮澎湃中最熱血沸騰的地方！
樓瑛財的福田莊園始建於1996年，總麵積達35.5公頃，其中陸地21.2公頃，水麵14.3公頃。總投資為一億三千多萬元。它的最大開發潛力是觀光、休閑、旅遊和附加值特高的商品農業，以及水麵產業三大塊。莊園的整體設計充滿現代化色彩和鄉村特色，是主人請了當代中國最有設計實力的中科院、浙江省農科院、南京大學、浙江大學、航天部、中船總公司等科研機構與高等院校共同完成的。樓瑛財說，整個莊園的投資全是他家庭的股份，預計在8年左右收回全部投資。
“有把握嗎？”
“應該有。”樓瑛財對我的問話，回答得很肯定。他說1995年政府號召開發荒山，他是第一批從小商品市場上撤出來搞農業開發和建設農莊的人。我問為什麼敢冒過億元的險，投資去搞農業開發，樓瑛財的話匣子就被打開了。
“我是農民呀，我們不種好地還有誰來建設農村呢？”樓瑛財動了真情，“我從小因為出身不好，初中畢業便回家種地。那時有門路的人跳出農門死也不想種地，可對我來說就不一樣，能不被別人歧視，再苦再累的農活幹一輩子覺得是一種幸福。可那時種地能得到什麼呢？幹一天10個工分，合3毛來錢！咋個活法？我全家8口人，老的老，少的少，全靠我和孩子媽倆人支撐著。那時我們生產隊地少人多，又都是丘陵，大部分是荒地。為了養活全家，我幾次想在荒丘上開塊地種點農作物。可別人看到後就批你，踩你，把你當作‘資本主義尾巴’而又是批來又是鬥。無奈，我也出去當撥浪鼓手，去外地‘雞毛換糖’，挑了8年貨郎擔，最遠跑到湖南。1978年開始做些小生意，把上海市場上的衛生紙、彩色小紐扣，販到江西、湖南山區等。那時我到上海商店買女人用的10個小鏡子，商店的服務員瞪大眼睛就是不賣你。我隻好讓買菜的老太太幫著去買，多出幾毛錢給老太太作為報酬。1980年我被評為‘萬元戶’，鄉裏送來‘萬元戶’牌匾時我怕得要命，因為那時人們的思想還處在對什麼都拿不準的年代。就在我當‘萬元戶’的當口，有一次我到寧波進了一批塑料氣球，上義烏馬路市場批銷，結果碰上了‘打擊投機倒把辦公室’的工作人員，他們瞪著眼睛來查我。從那起我又不敢做生意了，回家想種地又沒地，我們整個義烏人多地少，我所在的村更是這樣。飯總要吃吧？於是隻好又去做手藝。一直到1984年以後，政策明朗了，我才又開始重新經商，接著是辦廠，搞畜毛產品加工等，生意越做越大了。我有3個兒子1個女兒，那時孩子們大了，他們便一起與我做生意。我倆兒子腦子靈，他們敢作敢為，利用廣州和義烏兩地優勢，生意越做越活，越做越大，當然錢也賺了不少。賺了大錢到底還幹什麼呢？我對兒子說，我們家祖輩是農民，過去連飯都吃不上，現在有錢了，搞其它投資自然可能賺錢更多些，但在外麵賺得再多，如果不把家鄉建設好，就對不起養育我們的土地。兒子很懂事，聽我這番話後，錢賺得最多的大兒子說，爸爸，我明白你的意思，兒子一定要讓家鄉這塊土地成為流金的地方。正好這時政府號召我們開發農業資源優勢，於是我們全家一商議，決定買下現在已經建成農莊的這塊30多公頃的土地……”樓瑛財抬腿用力踩一踩腳下的沃土，說，“這兒以前可是一片隻長草不長糧的荒丘呀！但我們僅僅用了兩年時間就把它變了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