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立刻從醫院裏寫了一封信給伊琳娜。我很簡單地寫了寫，怎麼當了俘虜，又怎麼帶著德國少校逃回來。嗐，也不知道我怎麼會像孩子那樣吹起牛來的？我忍不住告訴她說，上校答應要獎賞我……
“有兩個星期，我除了睡就是吃。他們每次給我吃得很少，但是次數很多，不然，如果讓我盡量吃的話，我會脹死的，這可是醫生說的。我完全養足了力氣。可是過了兩個星期，卻什麼東西也吃不下了。家裏沒有回信來，說實話，我開始發愁了。根本不想吃東西，晚上也睡不著覺，各種古裏古怪的念頭盡在腦子裏轉……第三個星期，我收到從沃羅涅日來的一封信。但那不是伊琳娜寫的，而是我的鄰居，木匠伊凡·季莫斐耶維奇寫的。唉，但願老天爺不要讓人家也收到這樣的信！……他告訴我說，還在１９４２年６月裏，德國人轟炸飛機廠，一顆重型炸彈落在我的房子上。伊琳娜和兩個女兒正巧在家裏……唉，他寫道，連她們的影子都沒有找到，在原來的房子那兒隻留下一個深深的坑……當時我沒有把信念到底。我的眼前一片漆黑，心縮成一團，怎麼也鬆不開來。我倒在床上，躺了一會兒，才又把信念完了。那鄰居寫道，轟炸的時候阿納托利在城裏。晚上他回到村子裏，瞧了瞧彈坑，連夜又回城裏去了。臨走以前對鄰居說，他將請求誌願上前線。就是這樣。
“等到我心鬆開了，血在耳朵裏衝擊的時候，就想起我的伊琳娜在車站上怎樣跟我難舍難分。這麼看來，她那顆女人的心當時就預感到，我跟她再也不能在這個世界上見麵了。可我當時卻推了她一下……有過家，有過自己的房子，這一切都是多年來慢慢經營起來的，可這一切都在刹那間結毀了，隻留下我一個人。我想：‘我這悲慘的生活會不會是一場夢呢？’在戰俘營裏，我差不多夜夜——當然是在夢中——跟伊琳娜，跟孩子們談話．鼓勵他們說：我會回來的．我的親人，不要為我悲傷吧，我很堅強，我能活下去的，我們又會在一塊兒的……原來，兩年來我是一直在跟死人談話呀？！”
講話的人沉默了一會兒，接著低低地用另一種聲音斷斷續續地說：“嗯。老兄，咱們來抽支煙吧，我憋得喘不過氣來了。”
我們抽起煙來。在春水泛濫的樹林裏。啄木鳥響亮地啄著樹幹。和煦陽光的春風依舊那麼懶洋洋地吹動幹燥的赤楊花，雲兒依舊那麼像一張張白色的滿帆在碧藍的天空中飄翔，可是在這默默無言的悲嗆時刻裏，那生氣蓬勃、萬物蘇生的廣漠無垠的世界，在我看來也有些兩樣了。
沉默很難受，我就問道：“那麼後來呢？”
“後來嗎？”講話的人勉強回答說：“後來我從上校那兒得到了一個月的假期，一個星期以後就來到了沃羅涅日了。我走到我們一家住過的那地方。一個很深的彈坑，灌滿了黃濁的水，周圍的野草長得齊腰高……一片荒涼，像墳地一樣靜。唉，老兄，我實在難受極了！站了一會兒，感到穿心的悲痛，又走回火車站。在那邊我連一小時也呆不下去、當天就回到了師裏。
“不過。過了三個月，我又像太陽從烏雲裏出來那樣喜氣洋洋啦：阿納托利找到了。他從前線寄了一封信給我，看樣子是從另一條戰線寄來的。我的通訊處，他是從鄰居伊凡·季莫斐耶紹奇那兒汀聽來的。原來，他先進了炮兵學校，他的數學才能在那邊正巧用得著。過了一年畢業了，成績優良，去到前線，而倍就是從前線寫來的。他說，已經獲得大尉的稱號，指揮著一個４５毫米反坦克炮兵連，得過六次勳章和許多獎章。一句話，各方麵都比做老子的強多啦。我又為他感到驕傲得了不得：不論怎麼說，我的親生兒子當上大尉和炮兵連長了，這可不是開玩笑的！而且還得了那麼多光榮的勳章。盡管他老子隻開開‘斯蒂貝克’運運炮彈和別的軍需品，但那沒有關係。老子這一輩子已經完了，可是他，大尉的日子還在前麵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