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再談談八叔對我最深的影響。
一是他的愛國之情。
何老在青年時期曾信仰過“三民主義”；抗日時期堅決主張抗戰；20世紀50年代初在美國進修時麵臨何去何從的抉擇：是回祖國大陸，留在美國，還是去台灣的史語所？他毅然回國。他說，是“祖國”二字的神聖把他召喚回來。各個時期，他的言行都彰顯了對祖國的深厚感情。即使在他受到不公平對待，讓他心情黯然，甚至倍感淒涼時，他仍然能夠坦然處之，勤懇工作，我想他心中始終有“愛國”這神聖力量的支撐，他愛國愛黨，無怨無悔。
正如他自己所言，“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思想對他影響最深，使他一生不忘國家，關心政治，是愛國一書生。
二是篤學敬業。
何老告訴我們，他一輩子離不開讀書做學問。的確，他是埋頭做學問的人、用史料表明自己的觀點的人，嚴謹而務實，不追風，不苟同，有時顯得木訥。“士不可不弘毅”是他的座右銘。他的“西周春秋早期國家說”、“戰國秦漢古代說”、“漢魏之際封建說”以其新意獨創，確立了他在學界的地位和影響。他自我評價，在學術上尚“貧乏”但不“淺薄”。與他老師和前輩學者的博學比，自覺“貧乏”，但思想方法是辯證唯物史觀，學術見解上不淺薄。晚年，本該享受人生的他，毅然以他一生修煉的治學功夫，繼續他鍾愛的學術研究，繼續他熱愛的教育事業。1989年，他還完成了近50萬字的《中國古代社會》一書。我們晚輩每次看望他，他都是在狹小擁擠的書房裏，手不釋卷，筆耕不輟，耄耋之年也從不懈怠。八叔今年百歲依然如初，令我們後輩敬佩。他在《八十五自述》中提到“我想寫通俗的曆史小說”。在八叔九十五華誕上我提到此事，我們侄孫輩期待著，那一定是些充滿睿智和幽默的曆史故事。但是他沒有寫，他以為，曆史不能隨意演繹。他就是這樣一個認認真真做學問的人。
三是慈祥的長者。
何老對學生和晚輩非常親切、和藹。對山東菏澤出來的後生們更是關心備至，在學習、工作上給予指教。自己和夫人生活簡樸，從無奢華，卻多次為災區捐款，對貧困學生慷慨解囊。他希望年輕後學不浮躁，甘寂寞，沉住氣做學問，要有“士不可不弘毅”、“任重道遠”的氣魄。百歲的八叔，重聽交談已不暢，但他見我們兒孫時，總是慈眉善目，歡喜地笑著。仁者長壽，我們祝願何老健康長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