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行模式（modèle collégial）：這一概念最早是在20世紀60年代由米利特（John D.Millette）（《學術共同體：一篇關於組織的論文》）和古德曼（Paul Goodman）（《學術共同體》）提出的。在這一模式中，決策不是通過個人或小組之間的命令和服從關係實現的，而是在達成一致目標的過程中實現的。
政治模式（modèle politique）：1971年斯坦福大學的鮑爾德萊奇（J.Victor Baldridge）公開質疑同行模式，認為這種模式太過理想化，事實上，現實中的大學總是由許多利益集團構成的，它們各自擁有不同的目的與價值，其間的衝突亦在所難免。組織的決策並非來自單純的層級命令，也非來自成員的共識，而是各個團體競爭妥協的結果。這裏的“政治”是廣義的，指的是在開放、互動、多元的群體內，通過協商、妥協形成政策和決策，因此這一模式也被稱為“協商治理”模式。
官僚模式（modèle bureaucratique）：美國學者斯特羅普（H.M.Stroup）在1966年提出的模式。1973年社會學家布勞（Peter Blau）發展了這一模式並用於描述大學組織所具有的科層特征。後來管理學教授明茨伯格發掘了大學同時具有“學術”和“科層”兩種特性，它將這種特征定義為“專業式官僚結構”，這種結構的特征是分工明確、層級分明，機構穩定而缺少變化，其權力不是完全來自職位的等級也並非集中在組織的高層（這一點不同於機械式官僚結構），專業在決策中發揮了更大的作用。
有組織的無政府狀態與“垃圾桶”模式（les anarchies organisées & modèle de la “poubelle”）：該模式明確了大學不同於其他組織機構的三個特征：目標的多元化、非物質生產係統、內部成員的流動性參與。後來科恩（Michael Cohen）、馬馳（James March）和奧爾森（Johan Olson）三人根據組織的這一特征提出了“垃圾桶模式”，這種拋棄了理性與協商的決策方式，常常是四種“流”的彙集：決策者、問題、選擇的機遇以及解決問題的方法。
我們相信，法國大學自治改革的研究是探究高等教育發展規律的一個切入點，法國大學自治改革的政策和經驗為我國高等教育去行政化、建立現代大學製度提供了有益的借鑒。
[1] 和震.美國大學自治製度的形成和發展［M］.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2.
[2] ［荷］弗蘭斯·F.範富格特，王承緒等譯.國際高等教育政策比較研究［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1.
[3] ［美］伯頓·克拉克，王承緒等譯.高等教育新論——多學科的研究［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244.
[4] 眭伊凡.大學校長的教育理念與治校［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323.
[5] Christine Musselin，La longue marche des universités fran?aises［M］，Paris，PUF，2001.p.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