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任洪淵老師
李靜
大二下學期的中國當代文學課，終於是任洪淵先生講授了。一個瘦小精悍的中年人立於講台上，臉龐似削，目光如電，一口清亮的“川普”時而平緩，時而激越，出口成誦。坐在座位上，我想起大一下學期，講文學概論的羅鋼教授為了讓我們領會“何為自由體新詩”，念了一首當代詩：“大地初結的果實和我腦中未成形的幻想／一齊在太陽下飽滿地灌漿……”在大家一臉蒙的靜默中，羅老師問：“你們知道是誰寫的嗎？”諒我們也不知道，他就從椅子裏站起，在黑板上寫下三個字：任洪淵。“這是一位在台灣很受關注的大陸詩人（‘在台灣很受關注’是那個時代進入文學殿堂的標誌性評語。——作者注），他就在我們中文係任教。”同學們炸了。“他教哪門課？”“能教我們嗎？”“上哪兒找他的詩？”……一群來自天南海北的井底之蛙初會於名師雲集的北師大中文係，其不開眼的反應就是這樣的。
大二上學期講中國當代文學的老師，板書有個習慣：倆字一行。因此我很怕他講到名字是三個字的作家。比如“周立波”吧，他會一行寫“周立”，再另起一行寫“波”。如果下一個作家是柳青呢？板書就會順下來——“波柳”，再另起一行——“青”。一堂堂課下來，這板書就像一列列坦克，無情碾壓我對文學的渴慕。我是為了當作家才報考北師大中文係的呀，可一入學，係主任對我們說什麼？“中文係不是培養作家的，是培養文學研究者的。”“文學研究者”……什麼叫“文學研究者”？……茫然四顧，不甘心地在任課教師中尋找文學的光芒、創造的靈暈……結果呢？找到了研究文學的倆字一行板書先生。
幸虧任洪淵先生出現，才及時挽救了“文學創作”和“北師大中文係”之間行將破裂的關係。任老師符合我們所有關於“文學家”的想象：燦爛的才華，噴薄的詩情，孤高的性格，銳利的談吐……但女生們莫名悲憫地認為，“才子佳人”這個神話，在任老師這裏是絕不可能成為現實的，因為它實在太古典、太虛假了，與他示範給我們的現代美學不符。可是不久，我們就在課堂上聽到他講起他的女神妻子F.F對他詩學的開啟……好吧，好好記筆記吧。
有一陣子，女生宿舍開始流傳一本文學雜誌，上有任洪淵老師的自供情史《我的第二個二十歲》。如此好的八卦素材豈能錯過？我排隊等候，拿到便讀：
又是這雙眼睛看著我。是最早的黑陶罐，洪水後存下的一汪清瑩。
詩人的情話不尋常。他不說這雙“眼睛”是美的，而將大洪水和諾亞方舟的典故暗置其中，暗喻這雙“眼睛”是涉過人類滔天大罪（“洪水後”）的原初的純真（“最早的黑陶罐”“清瑩”），承載著他的救贖。真是最極致的頌讚呀，哪個女子扛得住？
那是1976年4月的一次“大批判會”。……我們因為有自己的美、智慧、想象、激情，生來就有罪了。我們是如此害怕自己，害怕安娜·卡列尼娜的讓人不能不回頭的眼光，害怕蒙娜麗莎的謎一樣的微笑，害怕羅丹的空白了身軀和四肢的無名無姓的《思》。
誰能將情話和曆史反思，結合得如此天衣無縫？誰能用如此寥寥數語，在個人和曆史之間無界穿行，將精神的壓抑和對自由的渴望，表達得如此由內而外，舉重若輕，直擊本質？在我狹窄的視野裏，沒有，一個也沒有。
讀完文章，我的八卦之心消退無蹤，對文學寫作的敬畏之情油然而起——即使再私人化的素材，也要受精神之火的淬煉；再單純的表象，也要顯現背後靈性的源泉；再複雜的思想，也要窮盡語言表達的一切可能，使思想的深邃跟文字的斂淨成正比——否則，不要寫。此文傳遞的沉默的教導，震懾了我的一生。
由於從初中即已開始的漫長難愈的抑鬱傾向，我的一切行動皆是在有意無意地尋求精神的拯救和治療——小到讀一本書，寫一篇論文，大到戀愛、交友、尋師。我渴望有一道光，將自己從深淵裏打撈出去，渴望奇跡降臨，震碎那個讓我窒息的玻璃罩。
可以期待而又不必自己爭取的唯一奇跡，恐怕就是任洪淵老師的課了。他能做什麼呢？我甚至不敢和他說一句話。可是，他有詞語。他的詞語顯然點燃和照亮了他自己。他生於1937年，其時已54歲，但他的語言全無從“文革”中匍匐過來的痕跡（“我沒有進入那個年代的詞語”，他說），反而有著青春的驕傲和奇崛（是的，90年代，青春還是敢於驕傲奇崛的）：“生命的影子並不具有影子的生命。藝術隻崇拜唯一的，卻十分輕蔑第二個。”能這樣說話的人，難道不是自由的嗎？難道我不該循著他的詞語，找到我的詞語，把自己救出去嗎？我就是這樣帶著治病救己的心理，聽他的課。“生命”“原創力”“創造性的”“第一次命名”“身與頭”“頭與心”……是任老師隨身錦囊裏的關鍵詞，它們於我，是重造生命的力。
如今中文係出身的學者，有的十分蔑視中國當代文學，認為這是許多不學之徒的寄居地，還有些“棄暗投明”之前沾染過這個專業的，也不願再提及。但對30年前的我來說，中國當代文學是任洪淵老師勾勒的圖景，充滿了感性的奇遇和理性的冒險，是西方傳統和中國詩學的激烈碰撞之地，是以創造為第一推動力、正在誕生和形成的新天新地。與做學問、“研究文學”相比，我感到參與構造這圖景更有魅力——也許它的活力能治愈我的抑鬱，使我換一個人，而做學問不能。於是我決定報考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生——雖然在我這一屆，任老師不招生。
1993年北京師範大學中文係中國當代文學專業的考研試卷上有一道題：試論老舍的《茶館》結尾，“撒紙錢”這場戲的生命含義。本人一向老實木訥，卻決定在此刻奉行機會主義：我認出了這道題，它洋溢著任老師的風格，那麼它也很可能是由任老師來判，我要——贏他的高分！忘了都寫了些什麼，隻記得在考場中恣意忘形地“寫作”，而非“答題”，用了憂鬱的筆調，將紙錢和白雪、生和死、路和墳，交織在一起。
複試時任老師在場，他矜持地打量了我三秒鍾，說：“把《茶館》那道題寫成了文章的，是你？”我木訥地點點頭。我想告訴他，我是個投機押寶的賭徒。我還想告訴他，我一直將他的課當作救生筏。但最後還是沉默了。我的性格沒有能力完成這段對話。這是我當他學生以來的第一次“對話”。然後他扭過臉去，激情洋溢地對招生導師劉錫慶先生說了些讓我不好意思的話。
自此，我成了劉錫慶先生的弟子，也常到任洪淵先生家做客。
去任老師家的第一目的，當然不是討論詩歌，而是去查看對照他的神話主人公——那位讓他感到“蒙娜麗莎的笑，在她的唇邊，沒有成灰”的夫人F.F，讓他“天空的那麼多月亮，張若虛的，張九齡的，李白的，蘇軾的，一齊墜落”的女兒T.T。她們究竟是何樣的女子？那屆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生認為，這是我們亟須解決的首要問題。去任老師家探訪以了結此問，是吾專業近水樓台的一大福利，不可不用，必須快用。
眼睛黑亮的小學生T.T給我們開了門，就飛速地跑開了。亭亭玉立穿著淺藍色真絲袍子的師母F.F迎了出來，用沉穩悅耳的女中音招呼我們，任老師也從書房走出。籠罩在神話中的一家三口被我們盡收眼底。關於任老師新近出版的《女媧的語言》，我們展開了神不守舍、準備不足的交談。
回宿舍的路上，我們慨歎道：師母小芳美是美，女兒汀汀可愛是可愛，我們卻已無法從她們身上看到更多，因為我們走不出任老師的目光。我們再也不會把她們和路上偶遇的美女嬌娃等量齊觀。她們將永遠是任老師筆下的F.F和T.T，閃著神話的光暈。
任老師的當代詩歌解讀課是在北師大老主樓（如今已是一片平地）六樓的當代文學研究室裏上的，先生一人，弟子五六人，圍桌而坐，閑談模式。他手捧一個帶蓋的大玻璃杯，稠密的綠葉杯中翻舞，說渴了，喝一口，偶或把誤入口中的茶葉吐回杯子，蓋上蓋，接著講。他的思維從一個意象跳到另一個意象，話題則是哲學性的，我們經常接不住。
“為什麼艾略特說‘過去因現在而改變，傳統因今天而改變’？為什麼，你們談一談。”他問。
我們的閱讀量填不滿這個問題。
這樣的挫折甚多，於是我老老實實把他的《女媧的語言》從頭到尾讀了一遍。他的語言有一種鑽石般的堅硬質地和晶瑩光澤，顯示出以“智”穿透“情”，而非從“情”升華到“智”的思維。
在我眼裏，任老師的言說是關於“第一次”“第一個”“創世紀”的狂想曲，關於“我”的主體性的交響樂。對於自我從未被建立而隻是被摧毀的我來說，這是一個福音、一種信仰——對創造力的信仰。至於創造力的根基在何處，後來的我與任老師的答案不同。但那時，他是將沉淪於生命深淵中的我打撈出來的人——用他的言說和寫作。他的思維方式對我有意想不到的治療作用。它阻止了我漫漶泛濫的抑鬱情緒，讓我竭力從思維底部建立起堅硬的地基，以使感性的自我不至於坍塌。同時，他詩學中的緊張感——那種與偉大先哲一較高下的創造力競爭，將我焦灼的注意力從日常的瑣碎荒蕪引向更有價值的精神領域。他那陳言務去、從意象直抵形而上、自律到幾近自虐的語言方式，驚嚇和淬煉了我：麵對語言時，你必須挖掘自我的全部潛力，探求表達的最高可能——這是他身體力行的寫作律令。
他的兩首“月亮詩”也照亮了我。一首是喜劇——寫於1988年的《月亮，一個不能解構的圓》，靈感來自一則科學預言：“ 荷蘭天文學家克費德追蹤著一顆流星的軌跡：它將在1992年1月7日前擊碎月亮的上半部分。”詩人遙想了預言成真的圖景：
半個月亮 永遠半個
我向前望著我的 背影
一個圓的殘缺
半個月亮的圓
力 都已彎曲成圓的
軌道 我等著一個墜毀的星
逃出一個圓又擊落一個圓 撞破我的
月
年
接下來的詩句，揭示了偉大詩人在人類的精神天空中恒星般的力量，和作者自身作為詩人的信念：
可惜沒有一顆星的速度
能夠飛進李白的天空
他的每一輪 明月
照 舊圓
我永遠熱愛這一句。盡管預言沒有成真，現實的明月和李白的明月都好端端地掛在人類的頭頂，使這首回應之詩有了喜劇色彩，但它吹響了創造者得勝的號角——精神的光芒在物質宇宙的無情巨變麵前，將無損分毫。
另一首則是悲劇。1969年7月20日，美國“阿波羅11號”飛船上的宇航員踏出人類在月球上的第一步。1985年，詩人以《最後的月亮》，完成他與“月亮上的第一步”的對話：
幾千年 地球已經太重
承受我的頭腦
還需要另一片土地
頭上的幻想踩成現實 承受腳
我的頭該靠在哪裏
人們望掉了一塊天空
我來走一塊多餘的大陸
這首詩顯示了何為詩人獨有的視角。當舉世都在為人類登月而歡呼時，唯有詩人在哀悼——“頭上”皎潔了數千年的“幻想”被“腳”踩成了“現實”，成為一塊像地球一樣平常、可行走於其上的“多餘的大陸”。“最後的月亮”，“阿波羅11號”登臨之前那夜的月亮，“比夾在唐詩宋詞裏的／許多 月／還要 白”。那是最後的浪漫之白，告別的悲傷之白。自此，被困在地上的“我”永遠“失去了 一塊逃亡的／圓”——曾經任憑不可企及的神話、想象和思念馳騁其上的“圓”。人多麼需要一個“不可企及之物”來承載寄托，而圓缺變幻的月亮又是多麼完美的承載者！當“不可企及”變成“觸腳可及”，劃時代的幻滅來臨了：“綴滿一代一代／圓圓缺缺的 仰望／突然斷落在我的夜裏。”詩人用一首短詩，揭示出科學／行動帶來的進步／揭示，與未知／靈性所孕育的神秘／豐饒之間，永遠的張力與悖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