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先生》研討會上，他關於“椅子”的談論我仍記得：“椅子，自然比鎖鏈近人，而且誘人，但是戲中椅子的寓言，不是空位、缺位——這不夠，要去掉這把椅子，毀掉這把椅子。沒有椅子就不會有椅子上的自我囚禁，也不會有椅子下麵的膜拜或者是跪拜。無椅子帶來的是解放和自由。世上有很多椅子，李靜去椅子——椅子就是位置，留下位置，也就是留下位置上的囚禁和位置下的膜拜與跪拜。去掉位置才是真正的自由。”
次年，我編劇的《秦國喜劇》上演，邀任老師和師母來中間劇場觀看。這部劇是純粹的反曆史敘事，講戰國末年，一個戲班班主如何因自己創作的“菜人”（“菜人”者，用為菜肴之人也）喜劇，在秦王嬴政和韓非、李斯的幫教下反複修改後，仍身陷囹圄，又最後脫身的故事。三場戲中戲分別以京劇、二人轉和音樂劇的形式演出，觀眾看得歡樂異常。演出結束後，大雨傾盆，直至夜半。正擔心任老師和師母能否安然開車到家，他打了電話來，聲音雀躍：“這個戲，沒有受到曆史的捆綁，反而把曆史重新解構、重新組合了，讓曆史和想象成了新的材料，構築了你的‘永遠現在時’的生命世界。從這個作品看，你真的自由了！祝賀你！”
現在想來，這“免於曆史捆綁”的疫苗，誠然是在我二十多年前做他學生的時候種下的。
——為什麼沒有告訴任老師這句話？為什麼沒有？
——因為你是個自我陶醉虛榮遲鈍的傻瓜。
2019年的中秋節和教師節挨得很近，我和師姐王向暉（王陌塵）相約，一起去看任老師。我熱烈地盼著和他見麵交談，因為幾天前讀他的自選集《任洪淵的詩》，讀到了《1967：我悲愴地望著我們這一代人》：
我悲愴地望著我們這一代人
雖然沒有一個人轉身回望我的悲愴
我走過彎下腰的長街，屈膝跪地的校園
走過一個個低垂著頭顱的廣場
我逃避，不再有逃遁的角落
……
不能在地獄門前，思想的頭顱
重壓著雙肩，不惜壓沉腳下的土地
躑躅在人的門口，那就自塑
這一座低首、折腰、跪膝的遺像
恥辱年代最後的自贖
這是80歲詩人的懺悔錄和自畫像。向誰懺悔？為誰自畫？向自己的良心，為未來的孩子。
人到中年的我，已不再能置身事外地看待這首詩——它已然也是替我寫的。我想跟任老師聊聊這些。
見麵時，依然是聊文學、時世，聊彼此近況，他依然是敏銳赤誠的“第二個二十歲”。中午，師生三人出北師大東門，走過街天橋，到同春園吃飯。任老師拒絕攙扶，走過街天橋時，步履加倍輕盈，我們都讚他身體好，跟我們上學時狀態一樣。他開懷，一直說一直說，桌上美食似乎是些耽誤說話的物件。他談到他上大學時，周末會在父親的老朋友——一位部長家裏度過，那似乎是他父親向他補償父愛的唯一方式。有時他也參加達官貴人及其子女親眷們的舞會。他的舞跳得不錯。他因此理解了阿爾別寧——萊蒙托夫《假麵舞會》裏虛無而酷忍的男主人公，也因此知曉了舞廳內外兩個世界的巨大反差。
這時我才意識到，任老師是個老牌的“紅二代”，上學時竟全沒注意。他是如何長成了一個跟自己的出身無關的人？
他說：“因為痛苦的童年。”
1937年他出生時，身為共產黨員的父親在蹲國民黨的監獄。他6歲時，母親改嫁他人，娶她的是一直暗戀她的國民黨軍官。他選擇在奶奶身邊度過孤苦的童年。他13歲時，在武漢為官的父親（“文革”時，這位父親為自己在30年代的被捕和釋放而百口莫辯，飽受折磨）把他和奶奶接來，與自己的新家庭共住。缺失父愛母愛的早年生活，使他終其一生都是個極力自我喂養，卻又饑渴於愛的孩子（師母對我如此慨歎）。他的母親（被他稱為“一個30年代新女性”）和父親的命運，早早為他彰顯了人生與曆史的荒誕。在他的第三人稱自傳裏，關於這些他隻寫了寥寥幾筆，卻堪稱一部大戲：
一個30年代新女性的二次選擇，簡直是一場布萊希特式的演出：舞台景深的文昌閣影，時近時遠。在舞台一側，他的母親，18歲，到成都一座監獄為第一個丈夫送飯，無須暗轉，30歲，到同一座監獄為第二個丈夫送飯。對稱的，在舞台另一側，他的父親，前半生中的10年，在秘密的追捕、囚禁中，同樣無須暗轉，後半生中的10年，在公開的審查、批鬥中。
而被這舞台兩邊拋出的孤獨，把他保護在舞台的外麵。
那時，他的自傳隻寫了幾章。我和向暉此起彼伏地催促他：“您放下所有其他的事，先把這自傳寫完吧！這一定是您一生裏最輝煌、讀者最多的作品！”
他露出得意的笑容：“好，聽你們的。寫完這個，我還有小說要寫呢。”
創造的火焰在他的雙眼中跳動不息。
2020，大疫之年，內心的劇情顛簸不堪。先是什麼也寫不下去，後來隻想著為這一年寫點什麼。正煎熬著，6月2日清晨，突接師母微信，告知任老師已胃癌晚期，住進了北大國際醫院。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怎麼會？去年9月他還神采飛揚！電話向師母求證，無可更改：是的，胃癌晚期。
腦中空白，茫然四顧。向誰求救？唯有跪下，切切禱告。
中午，給任老師打電話。他的嗓音沙啞細弱：“李靜，你不要難過，我是唯物論者，能平靜地接受死亡。還剩下不多的時間，我要把我的自傳寫完。還有一件事，我想托付你，等我們見麵談……你不要憂傷，關鍵是，在死亡到來之前，把事情安排好。”
“好的，任老師，”我感到喉嚨滯塞，“您好好休息，到時我也跟您談一件事……”
6月5日下午，我和向暉師姐去北大國際醫院看望任老師。他住一個單間，一位男護工在盡心照料。任老師躺在床上，本就瘦小的軀體在棕色條紋被單下像是瘦了一半，白色的長壽眉顯得更長了。他不能吃什麼，早晨半碗疙瘩湯，中午一碗粥，打營養針。剛抽取完腹水，在等待檢查結果。
他已將文集出版之事交托給沈浩波師弟。對我，他說：“有這麼幾個人，在我走後，你通知他們，如果他們願意，可以寫一點誠實真摯的文章。”人數不多，是他的朋友、弟子、忘年交，他以為知音的人。他感念地一一細數他們對自己的幫助，一起共度的歡樂，像知足的富翁數點金子。我把這些名字記住，不爭氣地淚如雨下——為人世，也為自己，對他的虧欠。他反過來勸慰我道：“不要憂傷，我隻是最壞的打算，坦然地治療。我先把事情交代好，再專心致誌把自傳寫完。”
奇怪地，我的勇氣突然喪失，隻軟弱地說了一句“我會為您禱告的……”就再也不能說出那想好的話。因為他聽到“禱告”二字而突然銳利冷淡的目光？因為他的這些交托所暗示的，對可見人世的全部專注與信仰？因為身邊驚訝地看著我的師姐和護工？因為病房的寂靜？總之，我默默地把話咽了回去，寄望於下次見麵，或者再打電話時。
告別，沒有合影，也沒有握手。有意地做成絕不是最後一麵的樣子，彼此像是都相信未來還有許多日子。走出病房，來到樓下，我和向暉相擁而泣。夕陽的光線柔和金黃，不久它將速速沉落。
回來後，我醞釀著跟任老師通一個長電話。
——你一定要說嗎？一個聲音問。
——是的，一定要說。
——為什麼呢？
——因為這不隻關乎他現世的存活，更關乎他永遠的生命。
——這僅僅是你個人的信仰而已，何必強加給你的老師呢？
——因為，我知道這是真的。還因為，我的老師已經沒有時間求證了。就算他壓根兒不信，他可以試！他可以證偽！他實在沒有時間了！
——你打算跟他談什麼呢？
——談談人的罪、神的恩，談談悔改和得救。他將因此得醫治、得重生。我就不再怕他死去。因為將來，他必複活。“死啊，你得勝的權勢在哪裏？死啊，你的毒鉤在哪裏？”
——他是堅定的人文主義者，隻信仰人的自由和尊嚴。他怎能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向無法證明其存在的上帝屈膝呢？他即使死去，也不會再向任何力量屈膝。這是他一生的價值和尊嚴問題。你和他談，隻會徒增尷尬和隔膜而已。
這聲音如此強硬，使我一直延宕跟任老師的通話。每隔幾天，我都會微信問師母，老師的狀況如何。師母說，因北大國際醫院有新冠感染病例，他已轉院到北京大學首鋼醫院，正在全力以赴口授自傳，讓她轉告親戚們，不要電話他、看望他，他沒有時間接受慰問。
我似乎更有了延宕的理由。
8月12日晚8點左右，我下定決心：馬上給任老師打電話，尷尬就尷尬吧！隔膜就隔膜吧！瞬間，電閃雷鳴，大雨如注。我又鬆了一口氣：這種天氣打手機有點兒危險，明天吧。
8月13日上午，天氣晴好，我手機靜音寫劇本。休息時看了下短信，如遭電擊，是汀汀的：“我父親昨晚21點49分走了。他走得平靜安詳。”
我該如何原諒自己？啊，我該如何補救？
假如不到宇宙史的150億年，銀河繁星的密度和引力，就不會正好把我的太陽和地球和伴月轉動在今天這樣的時空方位、遠近、軌道與周期裏。選定150億年的是誰？假如太陽不是把地球拋在14959.8萬千米遠的陽光下，假如地球再靠近太陽，赤道早就融掉兩極的冰雪，熱死了夏天；或者相反，太陽再遠離地球，兩極的冰雪就將漫過赤道，凍死冬天。不能想象沒有夏沒有冬沒有四季的生命，選定14959.8萬千米的是誰？假如碳核的內部激活點，不是非常在常態之上的7.653百萬電子伏特，就永遠不會合成碳核，碳，有機化合物，地球上就永遠不會有第一點綠、第一朵紅、第一滴血、第一次搖撼地球的性衝動、第一個呼喊的詞。7.653引人遐思，而非7.653拒絕冥想。選定非常的7.653百萬電子伏特的是誰？再假如光速不是29萬千米／秒，就不會有我的星光月光的詩意，而且最根本的，就不會有星月同輝的我的目光、靈視與神思，就不會有人與宇宙相同的時間方向與空間維度，當然，也就不會有我的“視通萬裏”與“思接千載”。29萬千米／秒的光速是一切信息的極限。跑不出光速的人，選定29萬千米／秒的又是誰？
是誰在無窮數中選定了這一係列常數值，選定了人？又選定人來選定什麼？
在任老師辭世7個月後，在一篇寫於2007年的文章裏，我突然翻到他的這段話。十幾年前，他就觸摸過這個神秘的問題。但那時，我沒有讀懂。
沒有人知道，彌留之際的靈魂裏究竟發生了什麼。也許就在那最後幾秒鍾裏，他寫過的這些句子，他提出的這些疑問，突然回到他的意識中，使他截獲了一個神秘而確切的答案：唯有造物主！所有這一切精妙的數字，居住著生命的地球在浩瀚宇宙裏如同被精密微調的奇妙存在，絕無可能由偶然造成！
“他走得平靜安詳。”我深信，我的老師此刻在天國裏。
2021年4月8日
李靜，劇作家，《北京日報》高級編輯，任洪淵先生的學生，北京師範大學中文係1989級本科生，1993級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