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暉
那是8月13日的早晨。前一夜傾盆大雨，仿佛把該下的雨都下盡了，此刻豔陽高照，碧空如洗，天晴得似乎有些不真實。我正要去上班，突然收到任先生的女兒任汀發來微信，請求加我為友。我不假思索地通過了。俄頃，屏幕上跳出一串文字：“師哥好！我父親昨晚21點49分走了，他走得平靜安詳。遺體告別定於18日上午9點，在北京大學首鋼醫院舉行……”
我呆住了，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敢相信二十多年來每每賜教於我的任先生，會就此撒手人寰。
就在兩個月前，他剛查出問題，我們幾個弟子去看他，那會兒還見他精神尚好，興致勃勃地跟我們仨開著玩笑，說我的師妹“依然漂亮”，說我的師兄“依然倜儻”，說我“依然結實”。寒暄過了，病情也簡明扼要地介紹過了，他轉而大談正在寫的回憶錄，說病情來得太突然，打亂了他的寫作，眼下隻好躺在病床上打腹稿、口授，讓護理他的小夥子幫著記下來……他急切地談寫作，談思路，仿佛那一刻他不是置身病房，而是書房，而我們依舊像當年那樣圍坐著聆聽他授課。隻是我們不約而同地注意到，談到興起處，他高揚起語調時似乎有些氣短，揮動的手勢也不像往日那般有力……
就在兩周前，我給他去電話，他依舊在談他的寫作，不無信心地說，如果上天再給他半年光陰，他就能完成回憶錄，並把遺留的幾篇書稿整理好，如此便無憾了……
就在一天前——昨日上午，我還給他快遞過去雞湯和豆花。後來他的護工告訴我，送去的雞湯他中午還喝了幾口，護工附耳告訴他是學生送去的，他聽懂了，無力地點點頭，想來那應是先生在世上吃的最後的食物……
手機裏，任汀發信息問我：“我父親的遺體告別你能參加嗎？”
“去，去……”我機械地回複著，腦子裏電影般放送著先生的音容笑貌。
1995年，我從一座偏僻的江西小城考到北師大中文係讀當代文學碩士。那時的我孤陋寡聞，又於現代詩無所用心，所以讀碩士之前還不了解任先生。倒是一位寫詩的同學一臉豔羨地告訴我：“能跟任先生念書是你的福分。他是才華橫溢的詩人，出了一本詩集《女媧的語言》，那是我的珍藏。”
頭一次見麵是在他家裏。他是詩人、詩論家，卻並不要求弟子們都跟他做詩歌研究，“但作為一名中文係的研究生，你總得會讀一首詩吧”，他不顯山不露水地說著。很快——準確地說，在他的第一堂課上——我們就明白他說的“會讀一首詩”是什麼意思。記得那堂課他給我們講了三首詩，馮至的《蛇》、鄭敏的《戴項鏈的女人》，還有他自己的《秭歸屈原墓》。他玩味每個詞語，像一個精明的商人挑剔每一粒珠寶，讓我們體會一首好詩是如何做到一字不易的；他咀嚼詩句背後層層疊疊的韻味，像拉洋片一樣一幅幅地展示語言背後的風景，讓我們明白什麼是窮象盡意；他把這些詞語、句子一個個卸下來，像小孩玩積木一樣，然後又依著結構、順著榫頭一一裝上，像把房子裝成房子，把炮艦裝成炮艦。他是用他飛揚的情感和一肚子的學問，用他作為傑出詩人的豐盈的想象力在解一首詩啊！這樣的讀詩法，世間又有幾人會？直到今天，我仍然做不到像他那樣讀詩、解詩，但從第一堂課開始，他便樹起一根標杆，銘刻一個高度，讓我們記住：讀書、寫作、做研究，不要滿足於做一個知識的搬運工，寫一些不痛不癢、人雲亦雲的大白話。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