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因如此，我每每寫了點什麼，不敢輕易拿給他看，因為對照他的寫作，我總發現自己的平庸、蒼白、乏味，我知道除了才情不夠，還有功夫沒下夠。直到第二學期，我念台港文學，讀陳映真的小說，有了一些心得，寫成一文，得了任課老師一個高分，我才有勇氣拿給他看。兩天以後，他把我叫去，把稿子交還給我。我一看，改的雖然不多，但每一處改動都讓文章增色。他不露聲色地說：“還不錯，尤其是論題，有些意思。去找一家刊物寄出去吧，注意要與台港研究相關。”得了他的肯定和啟發，我有了信心，後來果然登在南京一家刊物上。那可是我正式發表的第一篇學術論文。
我們這一屆是先生的關門弟子，他帶完我們就退休了，而且是以副教授身份退休的。這麼個享有盛譽的詩人、學者，這麼一位廣為學生喜愛——準確地說是崇拜——的教師評不上教授，是僵硬的學術體製、盤根錯節的學院政治使然，也與他傲然不群的個性有關。在那個我們將離開校園，他也將告別講台的時刻，他平靜卻不無悲戚地說：“當然，你們不必效法我。隻會工作，隻懂學問，玩不好人際，畢竟也不是圓滿的人生，何況這是個贏家通吃的時代。”是的，先生並不是個不食人間煙火的天真詩人、書呆學者，他的銳眼其實早已看透學院、士林，乃至人世，學術圈裏那些孜孜汲汲、蠅營狗苟的事兒，他其實門兒清，他並非不能，而是不為。
20世紀80年代，先生作為才華橫溢的詩人，以其熔鑄思想、詩情和生命體驗的創作，尤其是獨步文壇的詩學理論，穿越——用他自己的話，“側身走過”——這個年代的三代詩人。他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便有詩作問世，年齡、經曆也類似於“歸來派”詩人；他的精神氣質和詩風多少靠近“朦朧詩”；而他年輕的心靈、開放的文學觀、富於生產性的詩學理論，又贏得了“朦朧詩”後一批青年詩人的敬重，“北師大詩群”則更以他為精神領袖和詩魂。
而90年代，則是所謂的“思想淡出，學術凸顯”的時代。“道術為天下裂”，像任先生這些鑄就往日詩歌輝煌的詩人、學者，也“各自須尋各自門”。其間當然不乏一如既往去引領這日益狹小、嘈雜、利益化的詩歌圈，以求繼往日之榮光者；更有“告別廣場，走進書齋”，轉型治史述學，轉入知識學或學科化的自我生產者。相較之下，先生則選擇了一條最為崎嶇也最為寂寞的學術道路，他在一個盛行述史、箋注、考證、小學（用他的話說是“書房寫作”“圖書館寫作”）的時代，竭力要上追先秦，效法諸子之學。退休後，他陸續出版的《墨寫的黃河：漢語文化詩學導論》《漢語紅移》，致力於研究漢語文化詩學／哲學，研究在漢語言說／書寫中“上升為文化的生命”和“轉化為生命的文化”，想要構建麵向新世紀的中國人的生命美學。
先生以幾本並不皇皇的著作，從事著“究天人之際”的艱辛工作，在遠沒有再度創生“百家爭鳴”的文化稗史時代，他卻做到了“成一家之言”。
先生應已無憾，先生千古！
易暉，任洪淵先生門下碩士研究生，1995—1998年就讀於北京師範大學中文係，現任職於中國現代文學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