籌建長安書院，培養新式人才，是為了民族未來，沒有新式思想的人才，就不可能讓這個民族煥發新機，開啟新的曆史征程。
秦漢隋唐，華夏民族領先世界，基於的是貴族式的精英政治與人才的推動，但是從宋朝開始，中國的曆史，就應該走向另外的一個方向。
兩宋不論是思想、文學還是城市發展，都有一個難以繞開的話題，那就是市民階層的興起，這是以前的秦漢隋唐盛世所不具有的特征，亦是兩宋興盛的外在表現。但是在顧同看來，市民階層的發展，是中國曆史走向一個新階段的例證。市民是資本社會的力量，兩宋繁榮的經濟，恰似資本萌芽階段的財富積累，市民是市場繁榮的締造者，亦是資本發展的推動力。
如果沒有蒙古人蠻橫的用鐵蹄踐踏中原，將華夏文明就此中斷，那麼兩宋社會發展到最後，定然是一個屬於中國式的資本社會。
有人說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是在明代，但是顧同卻不這樣認為，明代隻是在蒙元中斷華夏文明後重啟兩宋的發展，而且沒有兩宋在經濟上的開放政策，是以始終不能在經濟上達到兩宋的社會財富總量，而且持朱明資本萌芽論的隻不過是參照歐洲的資本萌芽時代而言，並沒有注意到中國社會真正的發展路程，所以不論是前世還是今生，顧同都認為，隻有兩宋，才是可以自然進入到資本社會的曆史契機所在。
不論是社會財富還是思想政策，都是有利於經濟社會的進一步發展的，當經濟社會的發展積累到一個量的高度時，必然是要實現質的飛躍，從封建經濟到資本經濟，必然也是水到渠成的必然。作為曆史的參與者，顧同比任何人都期待一個屬於中國社會的資本時代的到來。
“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危險的時代，一旦錯過，國家民族，必然會漸漸落後於西方社會。”
顧同心中無比的慶幸，自己穿越到來的是十三世紀初的中國，是一個沒有被蒙古鐵蹄踐踏過的中國，是一個在思想上還沒有被理學的思想荼毒過的中國，是一個真正可以開啟自己新征程的中國。
當然，要將這個國家和民族推進到新的曆史階段，在這之前，完成國家統一，遏止蒙古人的落後文明侵入，阻止理學思想對於人身的束縛等等一係列的事情，還需要顧同和他的追隨者去努力，不過顧同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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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鑼密鼓之中，長安書院的規模一擴再擴，在以前西山書院的基礎之上，發展成了綜合經文、格物、天文、地理、醫學等諸學科共同發展的綜合學院。學院之中，更是聚集起了趙秉文、郝天挺、王庭筠、趙颯、楊雲翼這樣的北方文壇領袖式人物，也包含有楊簡、袁燮、舒璘、傅子雲等陸九淵心學傳人，也有北宋科學家沈括傳人以及一些擅長於研究製造的奇人，天文地理，同樣吸引來了無數的有德有才之輩，醫學方麵，有著張從正、張元素二人及其門徒們坐鎮，同樣是舉世無雙。
這樣的一所書院，不問學派，不管出身，隻講才能，容納萬象，甫一成立，就吸引到了世人的矚目。比之朱熹傳道的嶽麓書院，更是盛名遠傳，一時之間，顧同的名號，隨著書院成立，再次被世人津津樂道。天下有誌於成才者，更是以可以進入長安書院為榮。
關於書院，顧同所給予的重視和支持，是絲毫不減軍隊的，而且成立之初，他就將軍隊中的火器製造局的一些研發項目，交給了書院格物院研究，同時，也利用前世的一些基本的數理化知識，編寫了簡單的數理化教材，以期書院將來，可以培養出像牛頓那樣的物理天才。
當然，書院的成立，最為現實的意義，就是給顧同在天下讀書人之中樹立了一個比較好的形象，贏得了大部分士林中人的好感，就是先前對於顧同違逆趙宋皇室詔令的行為，一些江南士人都不怎麼在乎了。不過有所得必有所失，書院成立之初，就將心學傳人邀請到書院開宗立派傳授學識，對於理學一派而言，不可謂一個打擊，朱熹之徒真德秀，更是大罵顧同是借此舉沽名釣譽，總而言之，很是不看好書院的未來。
對於真德秀和江南理學一派的攻擊，顧同連出麵的機會都沒有，就見到長安書院的首任院長趙秉文領著書院的師生，對理學一派發起了最為激烈的反擊，並且直言道：“理學一派若是不服，大可來華山較一高低，到那個時候，在說說誰是天下儒教正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