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慶齡多麼希望能夠看到美齡北京之行。據鄒韜奮夫人、中國福利會秘書長沈粹縝回憶說：“宋慶齡有一個未能實現的願望。她很思念美齡。她告訴我，如果美齡來了，她覺得住在家裏不方便，可以安排她住到釣魚台（國賓館）去。她把許多細節都想到了。現在她已經故去了，但我還是要把話傳給宋美齡：她姐姐思念她，甚至於想到她可以在哪兒住。我願意親自到台灣去傳這個口訊。”
歲月催人老，而孤獨和百廢待興的政治環境更是能夠加速傷病的惡化。1971年5月，宋慶齡曾寫信給抗戰時期在重慶就結下了深厚友誼的英國駐華大使薛穆的夫人，信中說：“緊張忙碌的生活，已帶給我關節炎和過敏性皮膚病，我的醫生一定非常氣餒，因為其處方無法治好我的病，隻有減輕一些痛苦而已。”
過敏性皮膚病使宋慶齡受盡了全身發癢的折磨，坐臥不安，雖經西醫、中醫的多方治療，均沒有痊愈，後來還是采取“以毒攻毒”的辦法，服用曬幹的蠍子，才使紅腫斑點從身上消失，而且癢也減輕了。
1973年5月，宋慶齡又患了胃病，而且神經性皮膚炎再次複發，“臉部腫起，從手至腳，全身長滿紅色膿瘡，痛苦萬分”。她在1974年10月給薛穆夫人的信中寫道：“真是禍不單行，在一年期間我滑倒和摔傷背部三次，雖沒有骨折，但我的背和腰感覺疼痛。”
病重的宋慶齡對妹妹的思念日益彌深。她臥病在床，無法執筆，隻能讓廖承誌代她寫了一封給美齡的家信，讓陳香梅為她帶到美國。
陳香梅一直把信送到了宋美齡的貼身服務人員手上，然後坐在樓下大廳裏等。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陳香梅不停地看表。大概兩個小時後，服務人員才從樓上下來，捎來宋美齡的口信：“夫人說，信收到了。”然後服務人員便禮貌地送客，陳香梅自始至終沒見到宋美齡一麵。
到1981年，宋慶齡病重。為了圓她的團圓夢，工作人員又想辦法和宋美齡取得聯係。幾日後，小美回電報：“把姐姐送到紐約治病。家。”這明顯是一個敷衍的回答。
宋慶齡病重的消息傳開，她的孫女孫穗英、孫穗華（孫科的兩個親生子女）、孫女婿張家恭專程從舊金山趕到她的病榻前。宋慶齡仿佛依然是那個細語輕聲、外表溫柔和順的民國淑女，把她那段倔強固執的傳奇留在了曆史的風聲中，讓後人去猜想、去傳說。
5月29日晚20時18分，宋慶齡的心髒停止了跳動。“文革”後，她重新修繕了上海萬國公墓的宋氏墓地，像過去那樣在父母身邊備下了六個墓穴。這是為宋家的六個兄弟姐妹準備的，是家人之間無聲的約定。但是最終隻有她和陪伴了她半輩子的貼身保姆李燕娥葬在了宋家的公墓裏。
周總理的遺孀鄧穎超女士在宋慶齡的追悼會上念到這樣的悼詞：“記得1924年冬，你和孫先生北上路過天津，我站在歡迎的行列中，看到孫中山先生，堅定沉著，雖顯得年邁，麵帶病容。同時看到亭亭玉立在孫中山右側的你。你那樣年輕、美貌、端莊、安詳而又有明確的革命信念。你，一位青年革命女戰士的形象，從那時就深深印入我的腦際，至今仍然清晰如初。”
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國務院為宋慶齡舉行了隆重的國葬。為了完成她的遺願，治喪委員會給宋美齡發去了電報，請她回來參加葬禮。但是電報一去，就杳無音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