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獲全國紡聯的盟主
吳紹澍自戴笠猝死，他所涉及的“縱放巨奸、吞沒逆產”案雖然雷聲大，雨點小，但是他身上所係的案子畢竟還沒終結，於是也有他的朋友向他慷慨陳詞，苦口婆心地勸：
“紹澍兄，你在上海身兼六要職時，事必躬親，氣勢衝天，可是呢，在政治上你不能與錢慕尹——錢市長合作，在特工上你不能與已死的戴笠合作，在社會上你又不能與杜月笙合作，你的失敗現在還隻不過開始，從今而後，你要改變作風才好。”
吳紹澍聽後，默然無語。
杜月笙因吳紹澍的“欺師滅祖”，橫施打擊而心灰意冷，遇事退避三舍。
然而經過一年多的養精蓄銳，休養生息，以他交遊之廣，聲望之隆，上海灘依然還是少不了他。加上恒社弟子多已成了有權有勢的人物，杜月笙有這麼完整的班底，優秀的幹部，事業當然大有可為，因此，杜月笙經過審慎考慮，多方試探，又有了東山再起、卷土重來的跡象。
杜月笙在重慶時收了一名忠心耿耿、幹勁十足的得意門生。他就是一向從事棉紡工業的袁國梁。勝利後，袁國梁做麥粉和棉紗，大來大往，氣魄很大，麵粉大王榮德生曾經開玩笑地對他說：
“我辦工廠，就像吸海洛因，不過你也不錯，可以算得上吃香煙的。”
1946年袁國梁投資設在江陰的福澄公司聯營紡織廠。他投下的股本很多，預定當年7月開工，公司成立規模很大，於是引起江陰“三大亨”黃善青、祝林等插足其間的雄心，袁國梁惟恐董事長一席落在他們之手，帶領公司股東群起反對，結果雙方鬧得股東大會幾乎流產。袁國梁無可奈何，隻好拖著同為福澄公司常務董事之一的王先肯，到18層樓杜公館謁見杜月笙，打算請老夫子出來擔任福澄公司的董事長，把事體擺平。
王先青、袁國梁兩人去見到了杜月笙，卻是“老夫子”正發氣喘，臥病在床，他在床上聽完了袁國梁的報告，為替學生子撐腰，他沒有思索，一口答應，隨即問袁國梁說：
“我做福澄的董事長，該入多少錢的股子呢？”
袁國梁喜不自勝，於是便答：
“老夫子加5000萬元的股子好了，這筆錢由我替老夫子墊。”
杜月笙連忙搖搖手說：
“笑話，笑話。”
他馬上命人喊徐懋棠來，徐懋棠的父親原是彙豐銀行的買辦，上海人有句打話：“吃不窮，用不窮，彙豐買辦。”因此徐懋棠得了乃父餘蔭很多錢，他參加恒社甚早，戰前就己擔任杜月笙的中彙銀行總經理，抗戰8年他替杜月笙在中彙銀行看家，勝利以後仍然擔任舊職，但是卻又添了一項替杜月笙理財的工作。因此，杜月笙決定投資福澄公司，便命徐懋棠當場開了一張法幣5000萬元的支票，交給袁國梁，由袁國梁寫一張臨時收據，手續便告完成。
袁國梁和王先青對福澄公司的事部署完畢後，兩人又雙雙進拜師門，請杜月笙定一個召開股東大會的日期，杜月笙卻望望袁國梁，回答他說：
“這個企業是你的，我們大家不過捧捧你的場，你自己要怎麼做就怎麼做，不能事事依靠我們叼。”
這幾句叮囑似乎有點多餘，然而，袁國梁細細玩味，杜月笙這樣交代一聲，其實，他是借此聲明他投資福澄，答應擔任董事長，完全是為了支持袁國梁，他掛名義當董事長，自己卻不過問福澄的業務，好叫袁國梁放心大膽辦事。
但是，在口頭上，開會日期這件小事，還是得請杜月笙做決定，袁國梁繼續請示，杜月笙便麵帶微笑地向王先青說：
“先青，你來定個日期。”
王先青想了想，方說：
“下星期日如何？”
杜月笙點點頭，答道：
“好，就定下星期日，在麗都開會。”
開會結果，由於江陰“三大亨”聽說福澄股東們要推選杜月笙為董事長，自忖“亨”不過，知難而退，於是杜月笙順利當選。
杜月笙從事紡織工業，始於抗戰時期。一家頗具規模的“沙市紗廠”，自湖北沙市，西遷重慶，因為股東意見不合內部發生糾紛，幾乎關門大吉，杜月笙見狀出資收購股權，將沙市紗廠接過來經營，後來他又應聘擔任過公營的中國紡織公司董事長。勝利返滬後，在福澄公司聯營紗廠之後，杜月笙又發起創辦了榮豐一廠、二廠，兩廠擁有工人2026名；此外，他也是擁有777名工人的恒大紗廠以及遠在西安的利秦紡織廠董事長，這樣一來，杜月笙也算得上是紡織業巨子。
1946年秋，“中華民國機器棉紡織工業同業公會聯合會”在上海舉行第一次大會，從全國各地搭乘飛機出席會議的代表多達100多人。各地代表紛紛抵達上海時正值杜月笙纏綿病榻，輕易不出大門一步。一日，忽有7位紡織業代表聯袂來訪，杜月笙勉力起床待客，7位客訪之中有6區公會的秘書長奚玉書、無錫榮家紡織業的主持人榮爾仁，還有唐星海，恒社弟子袁國梁等人。
寒喧之後，這7位紡織代表表明來意。原來他們是代表中的代表。因為這時國內公管紗廠廠家很多，代表票數占多數，民營紡織代表業已獲得消息，公營紗廠集中選票，打算把“聯合會理事長”這個重要職位，由公營紗廠代表擔任。
唐星海、榮爾仁等向杜月笙反複陳詞，公營紗廠是官辦的，他們平時就已得到官府給予的若幹便利，假若聯合會理事長一席再被官方代表所獲，民營廠商越加少了一個有力的發言地位。7位紡織代表懇請杜月笙出馬，角逐聯合會理事長一席，他們針對杜月笙的愛國心理，一個個以大義相勸，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