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高太後下旨，罷了蔡確的左仆射兼門下侍郎，出知陳州，罷了韓縝的尚書右仆射兼中書侍郎，出知潁昌府，罷了章惇的知樞密院事。司馬光進升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呂公著為尚書右仆射兼中書侍郎，尚書右丞李清臣進尚書左丞，吏部尚書呂大防進尚書右丞，吏部尚書範純仁為同知樞密院事，禦史劉摯為禦史中丞，監察禦史王岩叟為左司諫，範純仁為左諫議大夫，唐淑問為左司諫，硃光庭為左正言，蘇轍為右司諫，範祖禹為右正言，龍圖閣待製趙彥若兼侍讀，朝請郎傅堯俞兼侍講，吏部侍郎李常為戶部尚書，校書郎程頤為崇政殿說書。
高太後令司馬光與韓維、呂大防、孫永、範純仁等人製定役法。
高太後重用了司馬光、呂公著等一批守舊派。這批人多反感新法，所以方向一致，在高太後的支持下，開始大張旗鼓地推翻新法。
司馬光素與蘇軾交善，所以，少不得把這位大才子弄到自己身邊，薦舉他為中書舍人。司馬光大權在握，黨派形成，又有高太後做後台，於是，果斷地廢除了“青苗法”和“免役法”，本欲恢複“差役法”。
司馬光以為章惇等人被貶，朝中縱便還有一些維護新法的官員，但自知威信不如章惇等，多不敢言，卻不想，還是有人敢頂撞於他。這個人便是他的好友蘇軾。
從戰線上講，蘇軾應屬於舊派係，和司馬光一個陣營，是反對王安石新法的。隻是，蘇軾在推翻新法上，有自己的看法。他認為推翻新法不易太猛，須循序而進，又認為新法中也有可取之處，而司馬光力主恢複的差役法也有弊端，應與王安石的新法內容整合完善才對。司馬光對蘇軾是尊重的，仔細地聽了他的意見，沒有表態。範純仁見蘇軾發言，也勸告司馬光，欲速恐不達。
王岩叟也進言道：“求治之事不可太急，太急則恐奸人蓄意逢迎，也有體察不細之缺。”司馬光道：“此事必無，不須憂也。”
司馬光雖然謙遜，卻是個固執的人，他認為新法弊端如同腫瘤，須一刀割去，越痛快越徹底，像蘇軾等人這樣婆婆媽媽，優柔寡斷，隻有讓新法的影響越來越大，即使日後廢除，也可能死灰複燃。於是，司馬光一意孤行，傳令下去，五日之內，推翻免役法，推行差役法。
絕大多數地方官員認為限期太短，難以施行。誰知，有一人卻順應了司馬光的心思，在五天內將王安石的免役法推倒，按照司馬光的號令，施行了差役法。這個人就是當時知開封府的蔡京。
“使人人如待製，何患法之不行乎！”司馬光對蔡京大加讚賞，認為他給自己掙了麵子，為自己增添了決心。在推翻新法一事上，司馬光再不遲疑，開始大刀闊斧地幹了起來。
隨著新法一項項被推翻，司馬光一派的威望和影響力在朝廷乃至各地越來越大。隻可惜，司馬光身體欠佳，常常臥床難起，幸虧呂公著堅決執行司馬光的路線，推翻新法的步伐仍未停止。
一日，司馬光因病，欲讓出尚書左仆射一職，高太後不許。
司馬光道：“萬歲、太後，臣身體有恙，恐難盡力，希望讓文彥博文大人重回朝班。”
文彥博，生於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年），字寬夫，汾州介休（今屬山西）人，天聖五年（1027年）進士及第，先後任翼城知縣、絳州通判、監察禦史、殿中侍禦史等職。其祖先乃春秋時期齊國陳公子完之支脈，唐末五代時，其曾祖父文崇遠為避後晉高祖石敬瑭諱，改其氏為“文”。其曾祖父文崇遠官至燕國公，祖父文銳為周國公，父文洎為魏國公，可謂家世顯赫。文彥博處世老成、穩健，多為國家著想。然而神宗時期，其由於反對王安石變法，被外遷做官。
司馬光知道如重用文彥博，則可以壓服一些元老級的官員。但是，範純仁的想法與司馬光不同，他覺得朝廷需要的是更換新的血液，而非將希望寄托在這些前輩身上。他直言道：“司馬大人，下官以為不妥，文太師雖然老成持重，然則年歲已長，不宜主持朝政。”
司馬光道：“文大人雖然年邁，卻報國之心無一日懈怠，正可請老先生複出。”
高太後也想倚重老臣，於是道：“司馬愛卿，讓文愛卿兼侍中，行右仆射事如何？”
司馬光道：“文大人貴為太師，且已是八十開外的老人，臣不過一末學後進，怎敢位列老先生之上？”
高太後搖搖頭，道：“卿不可推脫重責。”
司馬光請辭未果，仍在首宰位上，呂公著雖為次宰，實則已行使首宰之權。
王安石在金陵聽說朝廷變其法，起初沒有在意，待聽說免役法也被罷掉，複用差役法，長歎道：“一罷及此乎？”良久，王安石又道：“此法終不該罷啊。”從此，王安石憂心重重，悶悶不樂。
司馬光雖然與王安石路線不同，但其愛惜對方之才，實希望能同朝共事，因此，在病榻之上，他曾給王安石寫信，希望王安石能夠重出。王安石性格耿直，因與司馬光政見不同，因此，拒絕出山。
元佑元年（1086年）四月，王安石鬱鬱而死。司馬光聽說王安石逝世，也覺悲傷，給呂公著寫了一封信，說：“介甫（王安石字介甫）文章節義，頗多過人，但性不曉事，而喜遂非，今方矯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謝世，反覆之徒，必詆毀百端。光以為朝廷特宜優加厚禮，以振起浮薄之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