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哲人說，世上找不出兩片相同的葉子。從某種程度上講任何東西都是唯一的。所有的葉子之所以叫葉子，是因為它們有共性，而所有的葉子又各具其特點，是因為各具個性。世上也沒有完全相同的兩個人，這也是不爭的事實。因此，從這個角度上講，處理不同的問題，要有不同的處置方法，跟在別人後麵邯鄲學步，吃別人的殘羹冷炙，是沒有出息的，也是可憐的，有如東施效顰。
《道德經》第二章主要從兩個方麵講了這個意思。第一，不要把標準當做教條，強調標準一成不變，這樣就會僵化，就會窒息事物的發展，也會禁錮自己。第二，“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就是強調要想事物和諧發展，就必須創設事物自然發展的和諧空間，讓事物自由生長。這一章是對第一章的具體補充，是全書的緒言。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這裏的“惡”很多研究者認為讀“e”，當“醜陋”講，但我認為應該讀“wu”，當“厭惡”講。因為既然是美，怎麼會變成“醜陋”呢？大家都認為是美，都按照這種美的標準去做，隻能說是“東施效顰”，使人厭惡，用今天的話說是產生審美疲勞，所以，我認為理解為“厭惡”比較好一點。
天下人都以某種美為美，那麼這種美就令人厭惡，都知道什麼是善，那麼善就是不善了。這第一句話不僅僅是討論“美”和“善”的標準問題，它隻是借“美”和“善”來說明天下萬物都處在發展變化之中，當事物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就會向相反的方向轉變。任何事物都不能人為設置標準，隻有沒有標準，沒有固定模式，事物才會有永遠向前發展的空間。一旦有了固定的標準，固定的模式，事物就失去了發展的空間，事物隻能在有限的空間裏循規蹈矩。長此以往，其結局就是“物壯則老”。要想事物不斷地發展，增強競爭力，就得有勇氣打破條條框框，不斷創新，創設事物發展的和諧空間。
延續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舉製度。就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我們今天談起科舉製度，總是對之咬牙切齒，因為大家隻認為科舉製度摧殘、扼殺人才，讀了《範進中舉》更是對科舉製度深惡痛絕。《範進中舉》是明朝人寫的，明朝人對科舉製深惡痛絕是可以理解的。但我們全麵了解科舉製度後就會有新的結論。
科舉製度產生於隋朝。它的產生是有進步意義的，其進步意義就是表現在對腐朽、落後的人事製度改革、創新上。在隋朝以前，魏晉以來，官員大多從各地高門權貴的子弟中選拔，權貴子弟無論優劣，都可以做官，許多出身低微但有真才實學的人，卻不能到中央或地方擔任高官。為了改變這種弊端，隋文帝開始用分科考試的方法選拔、舉薦官員，這是我國科舉製度的誕生。科舉製度的誕生為門第不高的讀書人能憑才學做官，開辟了“綠色通道”。第一次體現了分數麵前，人人平等的優越性。
唐朝科舉製度逐漸發展、完善，它的發展與完善對促進社會發展是有積極意義的，其積極意義表現在三個方麵：其一，促進提高了幹部隊伍素質。幹部隊伍是通過鄉試、會試、殿試層層考試選拔出來的。科舉製度改善了用人製度，也促進了士人為官的責任心。其二，科舉製度促進了教育事業的發展，士人用功讀書風氣的盛行，封建社會農耕文化的興起、盛行，就是證明。其三，也促進了文學藝術的發展，唐詩的繁榮也得益於科舉製度。
到了明代，科舉考試的內容固定為“四書”“五經”，造成死記硬背的讀書風氣，考試形式為“八股文”，嚴重扼殺了讀書人的才氣，應試教育出現了。由此，科舉製度種種弊端開始顯現，到了清朝無可救藥，於1906年科舉製度壽終正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