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時，有個風華正茂的青年毛澤東看到了這個現象，他在辛亥革命時，曾參加了湖南新軍的革命，時間雖然很短，但他至少獲悉了革命黨領袖焦達峰被資產階級立憲派譚延閶慘殺的一幕曆史悲劇。
這幕悲劇在武昌起義之後，帝製崩潰之前，當是最殘酷的奪權鬥爭。
當武昌起義的消息傳到湖南後，長沙立憲黨人“一夕數驚”，而革命黨人卻“躍躍欲發”。
焦達峰等為踐行“十日內響應”孫武、蔣翊武、張振武的諾言，決定在10月18日起義。
立憲派因對清廷絕望，也競相附和。
譚延闓等人邀請焦達峰等秘密商議，“力勸其勿擾亂秩序，至於垂涕”，並預定在舉事後，推舉譚延闓為都督，黃忠浩為鎮統，議決不殺官吏，不殺旗人。“企圖不震動封建秩序而由立憲派接取清朝政權”的譚延闓在諮議局會上提出“要文明革命。文明革命與草寇異，因此當與世家巨族軍界長官多商量”。
譚本人正是“世家巨族”，黃忠浩則是“軍界長官”，“草寇”自然指革命黨。但黃忠浩是雙手沾滿了革命黨人的劊子手，士兵們對他恨之入骨。陳作新運動軍隊發難，士兵們堅持以“殺黃忠浩”為先決條件，焦達峰害怕與立憲人士決裂，猶豫不決，因而使10月18日的起義流產。於是同新軍士兵“重新訂約，允殺忠浩”，把起義改在22日。
譚延闓獲悉，夜訪黃忠浩，告知情況，希望黃率先奪取政權，黃是中路巡防營統領，知道湖北方麵武勝關還在清軍手裏，認為革命不一定能成功，因而絕拒。
第二天，焦達峰領導的長沙起義爆發。被調出城外的新軍分兩路撲城。
一路入北門，一路入小吳門。“時城內隻有防營，民軍人持白布一束，見防兵則執而縛巾於其袖，防兵無不樂從，人人伸臂就縛。”（柳東一蟹：《漢族光複史》）
黃忠浩企圖鎮壓，被起義士兵殺死。巡撫餘誠格逃遁，營務總辦王毓江、長沙知縣沈瀛被殺，譚延闓潛伏家中，立憲黨人黃鏌舉火響應，擅用“譚都督”字樣發布告示。
“須臾，滿城自旗，商民安堵，頗有市不易肆之概。”（王闖運：《湘綺樓日記》）
起義軍占領諮議局後，一致推舉焦達峰為都督，陳作新為副都督。
居正在《辛亥劄記》中寫道：“武昌同誌得湖南焦達峰任都督信，均手舞足蹈；前方將領，勇氣有加。”而“湖北黎元洪‘滋不悅’，‘默不語’”。
焦達峰任都督那天，立憲派援引武昌為案例，告知焦：“湖北以湯化龍為政務部部長，今不舉譚延閩任政務，恐怕不妥。”焦達峰同意，於是，“譚延閶任軍政部部長，取得了和焦達峰對等的地位”。10月31日，焦達峰召集會議，欲取消由立憲派把持的軍政部和參議院，集中權力在都督府，以利軍事支援武昌。譚延闓當即表示辭退軍政部部長和參議院長各職，但“會後立即安排了殘殺焦、陳所緊急布置”。
當時，湖南長沙起義同誌最多的新軍第49標早已調遣北上支援湖北，都督府連個警衛隊都不設。鄒魯在《陳作新傳》中說他曾天真地說：“吾族奴於韃虜垂二百年，今日複見漢官威儀，如家人聚首耳。尚何戒備之有？”
陳作新說的“複見漢官威儀”，尚秉和在《辛壬春秋》記下了當時狀況：“凡城內廟宇公廨旅邸，皆高懸旗幟招兵。流氓乞丐車轎擔役均入伍，無軍械戎裝，胸前拖長帶，高髻絨球，謂是漢官威儀。”甚至嘲笑會黨中人大嚷：“焦大哥作都督，今日吾洪家天下矣。”
就在焦、陳回府不久，譚延閩的“獵狗”梅馨指使部下“立將陳作新殺害”，又將商討“援鄂”的焦達峰“亂刀砍死”。“譚延闓在焦、陳竹血屍前麵登台就都督位。立憲派將預先準備好的告示遍貼全城，宣布政變成功”。
第49標起義新軍將士“聞變皆泣不成聲”；武昌孫武、張振武等革命戰友“欲舉兵複仇”；黃興力勸，“恐後方有變，貽誤前敵”；湯化龍則“電賀譚延閩說：‘聞公出，欽喜無量’。”
長沙發生的流血政變，正像魯迅在《阿Q正傳》中被描寫的“不準造反”的阿Q集中典型的表現。青年毛澤東有身臨其境的感同身受，所以他在起來革命的時候，就認為，舊式的資產階級革命徹底失敗了，但在可能的條件下，會促使“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讓位給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讓位給人民共和國”。
孫中山對吳玉章說過“收拾殘局”的話，但他未曾達到“一半是流血，一半在博愛”的既定的民主共和目的；隻有毛澤東，做到了“收拾殘局”，他是在“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的基礎上，走向了既定的新民主主義的人民共和的目的。
他應驗了鄭孝胥的那句“共和亡於共產”的預言。
看來，人在青年時代，是人生承擔重負之前最重要的奮起與光明的階段，這個階段，從孫中山到毛澤東都莫不刻上中國應何去何從的深刻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