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種條件下既要維護好利益，同時盡自己的責任，需要戰略籌劃。應當看到，“中國責任論”的興起不是偶然的，有著深刻、複雜的國際背景。它既與中國快速發展，實力不斷增強，國際社會寄望中國能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更大的作用有關，又與中國提出要走和平發展道路、建設和諧世界有關。對中國這樣一個快速發展的大國，國際社會寄望我們能夠多承擔一點兒國際責任，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更大的作用，是情理之中的事。
然而，不同的國家和國際力量，在喊“中國責任論”時，目的是不一樣的。廣大發展中國家對中國的快速成長，是真心歡迎、高興，並希望中國能夠在維護發展中國家的共同利益上多發揮作用；而對西方某些國家來說，喊出“中國責任論”則有雙重意味：一方麵是麵對中國崛起這個現實，它們試圖重構同中國的關係，將中國從它們所主導的國際體係之外拉進體係之內，讓中國成為“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與它們共同維護現存國際秩序；另一方麵是麵對“中國崩潰論”和“中國威脅論”越來越沒有市場這個現實，試圖找出一個新的話語來塑造、影響中國。
魯迅先生曾提醒大眾要注意“棒殺”和“捧殺”。原因是對於“棒殺”，人們是警覺的，而“捧殺”則容易溫水煮青蛙，如典故《風俗通》：“長吏馬肥，觀者快之，乘者喜其言，馳驅不已，至於死。”當今中國人口約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經濟總量居世界第三位。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抗震救災以及北京奧運會、上海世博會的舉辦等重大事件上，中國的發展模式、製度優勢因其獨特的魅力、作用和效果，在世界的影響力日益增強。一些高帽子不斷被扣到我們的頭上，諸如“世界經濟領袖”、“G2”、Chimerica（中美國)等等。客觀講，我們要理解甚至尊重西方的一些顧慮、一些誇大，畢竟和平崛起，以及崛起後如何承擔相應的國際責任是兩個有聯係，但不完全相同的命題。“捧殺”和“棒殺”，一曰中國責任論，一為中國威脅論，是一個硬幣的兩個方麵。硬幣的一麵是中國威脅論，西方部分人對中國快速發展的恐懼、擔憂，進而在輿論和政策方麵群起而遏製。硬幣的另一麵是中國責任論，反映了西方主流思想對中國責任的反思和認識，即中國如何與全球分享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的進步。
就美國來說，提出“中國責任論”有深刻的戰略內涵。在美國看來，目前的中國已經“融”進了美國主導的國際體係，但是並未完全“合”。中國還是一個“處在戰略十字路口”的國家。“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的一個深層次寓意就是，中國要想成為一個合格的“利益攸關方”，真正地負起責任，就應當在行為方式、價值觀念乃至政治體製上向美國等西方國家看齊，實現徹底的“轉型”。實質上，美國在強調“中國責任”時，是單向的，即中國對美國負有責任，卻不提美國的責任。
歐盟在新出台的第六個對華政策文件《歐盟-中國：更緊密的夥伴，擴大的責任》中也特別強調中國的“責任”。與美國不同的是，歐盟講中國的責任時是將雙方放到一起來說，強調雙方作為夥伴負有對等的責任。不過，作為處在不同發展階段上的兩個政治實體來說，強調對等的責任，對實力較弱的一方來說，肯定會造成巨大的壓力。
對於“中國責任論”，如果中國對之置若罔聞，則有可能讓眾多發展中國家失望，也讓西方大國更加懷疑中國能否實現和平發展和崛起，同時讓國際反華勢力抓到一個攻擊中國的新把柄，如此，中國在國際上可能會孤立無援，外部環境將大大惡化；但如果中國像國際社會所寄望的那樣承擔國際責任，很有可能造成超負荷運轉，最終和平發展受阻，崛起受挫。所以說“中國責任”絕不等於中國埋單。
在2009年的匹茲堡G20峰會上，歐美發達國家發表各種言論，企圖把全球經濟失衡作為全球金融危機爆發的根源，以此為名向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轉嫁危機責任，大有轉移國際視野、混淆視聽的嫌疑。迫使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就範，以適應其經濟調整後的新發展模式，來換取自身經濟的快速複蘇。對於全球最大的新興市場國家——中國，它們希望能夠通過這次行動，迫使中國大幅縮減貿易盈餘，對人民幣施加升值壓力，讓中國承擔更多的應對金融危機的責任。如果中國不能順其所願，它們就將通過貿易保護等一係列手段打壓中國，對中國開展“貿易戰”，之前的中美輪胎特保案已經為我們提了醒，如果不能堅決製止這種行為，披著全球經濟失衡調整“外衣”的貿易保護主義就將甚囂塵上。
其實，在金融危機爆發前，全球經濟失衡已經存在。在上一輪全球化中，中國與美國一道推動世界經濟形成了以中美為核心的新三角形循環。全球經濟出現了三大板塊互動，製造能力向亞洲集中，金融能力向歐美集中，資源供給國從中獲利，各國間經濟聯係不斷增強，世界經濟依存度全麵提高，使得世界經濟出現了增長的黃金時期。而這種經濟快速增長的背後，是世界能源資源的巨大浪費和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尤其以中國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模式和美國的資產膨脹型消費模式為主要表現形式。建立在此種模式上的經濟增長勢必缺乏可持續的基礎，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宣告了這兩種模式的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