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如何和平崛起，這是關係到億萬中國人民的頭等大事。縱觀古今中外，不論是封建王朝時期，中國各朝各代的開國盛世，還是英國的強盜式崛起，美國的古惑仔式崛起都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但是21世紀中國崛起之路還很長。中國崛起需要突破以美國為代表的霸權瓶頸，同時還要有強大的軍事力量的保障，更重要的是一定要有文化、政治價值觀及外交政策的軟實力。
為中國的和平崛起把脈
1992年，一位美國記者出版了《中國崛起》一書，首次提出了中國即將崛起的論斷。1996年，未來學家奈斯比特在《亞洲大趨勢》一書中預言中國必將成世界強國。在國內，學者閻學通較早提出崛起。1997年，他在名為《中國崛起》的國際環境的文章中探討了中國崛起的問題。2003年12月，溫家寶總理在哈佛大學演講時正式提出和平崛起的新概念。胡錦濤總書記在紀念毛澤東誕辰110周年的座談會上提出中國要堅持走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領導人的談話引起了國內政界和學術界對和平崛起的廣泛討論，和平崛起被視做中國的外交新理念。與此同時，國際社會亦對中國的和平崛起廣為關注。
中國和平崛起發展道路將在人類曆史上第一次超越後起大國傳統的崛起之路，不是通過軍事擴張、掠奪資源、爭霸或稱霸，而是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發展內需，改革創新，落實科學的發展觀，積極參與國際經濟技術合作與競爭，在與經濟全球化相聯係，而不是相脫離，更不是相背離的曆史進程中，在改革開放的大背景下，獨立自主地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促進國際社會互利共贏和共同發展，爭取在本世紀中葉實現中國和平崛起的戰略總目標。正因如此，中國對內尋求和諧，對外尋求和平。中國需要爭取和平的國際環境來發展自己，又會以自身的發展來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胡錦濤主席2005年9月在聯合國大會上指出：“新的世紀為人類社會發展展現了光明前景。在機遇和挑戰並存的重要曆史時期，隻有世界所有國家緊密團結起來，才能真正建設一個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
中國傳統文化以人為本位，以和為最高價值。在人與人的關係上，主張“以和為貴”、寬和處世，從而創造人際和諧的社會環境。孔子的弟子有若說：“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論語·學而》)孔子的原話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同上《子路》)又說“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其意思是，保持和諧而不結黨營私，行為莊重而不與他人爭執，善於團結別人而不搞小團體，才稱得上君子。春秋時代齊晏子也強調和與同的區別，他以君臣關係為例說：“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這稱為和，如果“君所謂可”，臣亦曰可；“君所謂否”，臣亦曰否，那就是同，而不是和了。晏子說：“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老琴瑟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左傳·昭公二十年》)。從曆史角度來看，人類曆史上許多顯赫一世、威震四海的大國，都依靠武力擴張、侵略掠奪、殖民奴役起家，無一不是用劍與火開辟了通向帝國的道路。國家靠戰爭崛起，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生產力的嚴重破壞，並埋下各民族與各國家之間關係動蕩的禍根。結果，表麵強大和繁榮的帝國往往不久便成了曆史的匆匆過客，應驗了“其興也勃焉，其亡也速焉”的古話。二戰結束宣告了“戰爭崛起論”的曆史性終結。戰後，日、德和其他歐洲大國和平發展的成功，從反麵證明，“和平崛起”方是國家富強、民族振興的必由之路。中國人民在對外交往中始終強調親仁善鄰、和而不同。在近代曆史上，中國屢遭外來勢力入侵和奴役，中國人民深知和平彌足珍貴，中國人民曆來酷愛和平，渴望和平始終是中國人民的精神象征。有著“以和為貴”、“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價值取向。鼎盛時期的中國，如唐代的貞觀之治，清代的乾隆盛世，多實行睦鄰友好的政策。舉世聞名的絲綢之路更是記載了先輩們孜孜追求和平發展的曆史軌跡。黨的十六大報告明確指出：“我們主張維護世界的多樣性，提倡國際關係民主化和發展模式的多樣化，世界是豐富多彩的，世界上不同的各種文明，不同的社會製度和發展道路應彼此尊重，在競爭中取長補短，在求同中共同發展。”
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迅猛發展，生產力水平顯著提高，經濟實力與綜合國力顯著增強，人民生活明顯改善，國際地位大為提高，國際影響與日俱增。同時，市場化取向的改革取得了突破性進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初步確立，加入世貿組織使開放型經濟不斷發展，全方位對外開放格局進人新階段，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已更緊密地融合在一起，中國已成為推動世界經濟全球化發展的重要力量；各項社會事業全麵發展，可持續發展能力不斷增強，在全麵建設小康社會道路上也邁出了堅實的步伐，為新世紀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不斷發展，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奠定了堅實的經濟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