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文化是其教理教義及其宗教生活方式、道士修煉實踐的統一體，而道教的教理教義又和老莊學說存在著極為密切而又十分複雜的關係。就曆史事實而言，老子並非道教教團的創立者，老莊學說和道教的教理教義亦有重大區別。但是，道教又確實以道為根本信仰，老莊道論是道教義理最直接的理論淵源和中心思想，道教借老莊學說以自立自重，老莊學說也因道教而得以廣泛流傳。所以，道教尊老子為教祖，奉老子五千言為主要經典，並非全無根據。但若加具體分析，不少道書又常將老子神化為創造和主宰宇宙萬物、社會人生的人天教主，思想家老子變成了尊神老君；另一方麵，真正的老莊學說又以其哲理性對道教的神學化過程及迷信思想在曆史上起了一定的抑製和矯正作用，這就使老莊學說和道教文化在曆史上形成了既十分密切又極為複雜的關係。就道教的不同宗派而言，它們對老子及其學說的尊奉程度又各不相同，由此形成了各派的相異風貌。因此，研究樓觀道的宗派特征，應當從這裏開始。
一 老子及其學說在道教文化中的地位
《一）道教對老子及其學說的基本態度
尊老子為教祖，奉五千言為經典，認為道教最終淵源於老”子，老子的道論是道教的一切經典和教義的總根源，這是道教各宗對老子的共同態度和基本觀點。道教對老子的這種尊奉態度，其根本原因存在於宗教文化的本質之中。
關於宗教和宗教文化的本質，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作家曾從不同角度作過一係列論述。馬克思說：“宗教是人民的鴉片。”這是就宗教的消極社會功能而言的。恩格斯說：“最初的基督徒是從哪些人中募集起來的呢？主要是從屬於人民中最下層的、並合乎革命潮流的那些受苦受累的人們中來的。”列寧也說：“宗教是勞動者的呻吟。”這是就宗教根源於現實社會的苦難，因而其成員多為下層勞苦民眾而言的。這些論述似乎都是從某一個方麵揭示了宗教的某一種屬性，並非對宗教本質屬性的全麵表述。恩格斯的如下兩段論述，似乎可以說對宗教及宗教文化的本質進行了更為全麵和深刻的表述。他說：
一切宗教不過是支配著人們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們頭腦中的幻想的反映，在這種反映中，人間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間的力量的形式。（《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第354頁）
即使是最荒謬的迷信，其根墓也是反映了人類本質的永恒本性，盡管反映的有些不完備，有些歪曲。（《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651頁）
根據恩格斯的上述論斷，可以認為，宗教文化及其教理教義也是人類現實社會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它的內容從本來意義上講也是人類頭腦對自然和現實社會的一種反映，隻不過是異於哲學、科學、道德、文藝等的一種特殊反映形式而已，其反映常不完備、不真實罷了。
宗教文化的本質決定了道教既需要神的權威，以神的權威來強化人們對宗教的信仰程度，但同時又需要人間的權威，它的教義又必須具有現實性的理論內容，以此提高宗教的可信性，增強其現實色彩。道教之所以要尊奉老子而又要將老子神化，既要以老子學說為理論基礎，又要將老子學說宗教化，根本原因全在於此。因此，問題的關鍵僅僅在於，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各個學派中，道教為什麼唯獨要選擇老子學說作為它最主要的理論基礎和理論旗幟。
道教之所以以老子學說為主要的理論基礎，首先是因為老子及道家學說是中國傳統文化學派結構中的主幹之一，具有古老而悠久的曆史，對中國古代社會各階層有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凡是在一定地域、民族中形成的宗教，總是要從本地區、本民族的傳統文化中尋找一種理論權威作自己的理論基礎和淵源。在先秦諸子中，老莊學派是最主要的學派之一，老莊學說的思想淵源，如崇尚天道自然，強調無為而治，主張人性素樸等，與儒家的仁義、禮樂有同樣古老的曆史。如果從反映原始社會遺風的角度看，其淵源甚至比儒家更為古老。秦漢時期，老莊學說以黃老之學的新形式繼續演變發展，對漢代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漢代的方術之士大都兼治黃老之學，而一些治黃老之學的文人又往往兼通方術，因此，黃老之士與方術之士就成為道教醞釀、形成過程中的兩支骨幹力量。魏晉南北朝時期，老莊學說借玄學思潮而興盛，當時的玄學名士祖述老莊，以《易》、《老》、《莊》（“三玄，’）為談資清談哲理，使道家的地位大大提高。因此，這一時期的道教思想家如葛洪、陸修靜、陶弘景、寇謙之等無不奉老子為道教之祖，以老莊道論構築道教的早期義理，“以道為教”的觀念在道教內更加自覺和明確。道教創立後，從魏晉至元代一直麵臨著三教論爭的大問題。在三教論爭中，儒家高舉周公、孔子的旗幟，佛教抬出釋邇牟尼的權威，而早期道教的實際創立者“三張”顯然無法與這些古老權威相比。為了在三教論爭中爭取有利地位，道教不得不抬出老子這個古老權威與儒、佛相抗衡。隋唐以後，這種觀念就以宗教傳統的力量固定下來，並日益自覺和加強。
其次，老莊學說與道教文化的諸多相通和契合，是道教尊奉老子、“以道為教”的根本原因。中國傳統文化的構成學派及古老權威甚多，道教為什麼尊老莊而不以孔子、墨子等為教祖，必然有更深刻的理論原因，理論上與精神上的相通和契合應該是更主要的原因。道教文化與老莊學說的相通與契合之處，主要有如下三個方麵。第一，“長生久視之道”。道教以長生成仙為終極目標，養生和長生修煉是道士宗教修行的基本內容。而在老莊學說中，既有“長生久視”、“千歲不死”、養生養氣養神的文字，也有一些養生方法。細考後世道書中的種種養生理論和方法，幾乎都可以從老莊著作中找到理論依據甚至文字來源。第二，“見素抱樸”的人性論。老莊以自然、樸素為人之本質，認為“見素抱樸”是人性的本來狀態，“素樸則人性得矣”，而多欲、有為、相爭是人性喪失的表現，仁義、禮法是對人性的人為束縛和扭曲。道教則以清靜虛心、無欲無慮、與道合真為人性的最終歸宿，以自然無為、超脫俗累為修道的根本途徑。他們對人性的理解是基本一致的。第三，“遁世”態度。老莊對當時的社會現實和道德規範予以批判的理解，持否定的態度，故司馬遷稱老子為“隱君子”，至莊子已有君子隱遁深穀幽岩之論。道教主張修道之士應該離家人山、超世脫俗，以名山大川、山林幽穀為修道、合藥的洞天福地，他們對現實社會生活都有一種隱避的態度。
正因為道教與老莊學說在上述三個方麵精神相通，思想契合，所以道教才在先秦諸子中選擇了道家這個學派作自己的理論旗幟，主張“以道為教”。古代的思想史、道教史著作也常常將道家和道教這兩個概念混用，道士多以道家自稱，而很少自稱為道教，曆代史書藝文誌、經籍誌也常將道教經籍編人“道家類”。當然，上述相通和契合，並非完全一致和等同，如老子所謂“長生久視之道”，主要是宇宙人生的一種哲理，並不含有長生不死或神仙之意。
（二》道教不同時期及不同宗派中老子地位的具體差異和變化
總體上說，尊奉老子是道教的基本態度。但若具體分析，在道教的不同發展時期及不同宗派中，老子的地位高低又各不相同，時有變化，各派對老子的尊崇程度並不相同。
漢魏之際是道教的醞釀和形成時期，與兩晉南北朝時期相比，這一時期老子在道教文化中的地位較為崇高。在東漢以前雖有黃老之士和神仙方術之士分散活動於全國各地，但道教的教團組織和教理教義並未正式形成。道教的教團組織和教義是在東漢晚期到曹魏時期初步創立和形成的。為了構造道教的早期宗教理論，道教必須從當時及先秦的諸子學派中尋找可以借鑒的先行思想資料和理論淵源。自西漢立國以來，黃老之學就已經是漢代文化思潮中與儒家並立的兩大主流之一，由於黃老之學實質上就是漢代的新道家，而道家及黃老思想同道教的關係又比儒家有更多的相通、契合之處，所以早期道教在構造自己的教理教義時，就必然會對黃老之學特別借重。漢魏之際出現的早期道教經典，如《太平經》、《老子想爾注》和&；lt；周易參同契》等，皆是以黃老之學為本，以解老注老、發揮老子道論的基本形式形成。太平道和五鬥米道這兩個早期道教團體，都要求自己的教徒祟奉黃老，修習老子五千文。由此可以證明，在漢魏之際的早期道教中，老子的地位是比較崇高的。
兩晉南北朝時期，特別是在江南地區，老子及其學說在道教文化中的地位與漢魏之際相比，呈現出下降的趨勢。為什麼當老莊學說因玄學思潮的興起而在整個社會文化中的地位上升時，卻反而出現了它在道教文化中地位下降的奇怪現象，這的確是值得分析的。一其根本原因似乎在於，兩晉南北朝是道教史中的一個重要轉折時期。漢魏之際，太平道成了黃巾起義的宗教組織形式，五鬥米道在漢中建立政教合一的割據政權。南方的一些農民起義和暴動也往往打出道教的旗幟，所有這些都使早期道教同當時的政權發生了尖銳的政治矛盾，因而被國家視為“妖賊”和“鬼道”。在這種形勢下，在南方和北方的道教內部都掀起了一場對道教的“整頓”運動。為了使道教與早期的太平道和五鬥米道有所區別，一些新的道教宗派紛紛出現，如以葛洪為代表的丹鼎派，以“三張”（張陵、張衡、張魯）為祖師的天師道（龍虎山係），由陸修靜、陶弘景實際奠基的上清派（第山係）和靈寶派（閻皂山係），及寇謙之所創立的新天師道等。在這些新道派紛紛創立時，道教各派掀起了一場造神、造經和整理經戒科儀的運動，道教文化經曆了一個進一步神學化、方術化的過程。為了張大自己的宗派門戶，這些道派競相標榜自己的譜係淵源最古老、經戒科儀最完備、神仙譜係最係統。由於老莊之書的主要內容是講哲理，《史記》等書又對老莊的生平事跡有明確記載，證明老莊是人不是神，所以在這一神學化、方術化的過程中，真正實有其人其書的老莊反而成為“不利”條件，即難以將老子說成存在於天地萬物之先的造物主，從（老》、《莊》之書中也難以直接引出經戒科儀和長生仙術來。因此，除了繼續將老子和道神化之外，當時的絕大多數道書大都在老子之先編撰出一係列諸天尊神，在（老》、《莊》之外造作出一係列諸神所授的經戒科儀，由此形成了抬高諸天尊神、貶低老子的傾向。
兩晉南北朝道教之貶低老子，首先集中表現於葛洪以金丹仙術貶低老莊道論。葛洪認為，長生乃仙道之至理，金丹乃仙道之極致，“欲求神仙，唯當得其至要”。“至於不要之道書，不足尋繹也”。令人驚異的是，葛洪竟將老莊之書也歸人“不要之道書”之中。他說：“五千文雖出老子，然皆泛論較略耳。其中了不肯首尾全舉其事，有可承按者也。但暗誦此經，而不得要道，直為徒勞耳，又況不及者乎？至於文子、莊子、關令尹喜之徒，其屬文筆，雖祖述黃老，憲章玄虛，但演其大旨，永無至言。或複齊死生，謂無異以存活為搖役，以殖段為休息，其去神仙，已千億裏矣，豈足耽玩哉？”（《抱樸子·釋滯》）可見葛洪是以神仙方術為標準來衡量道書之重要或不重要的。他認為老莊的書“泛論較略”，即隻講宇宙人生的哲理大旨，而對神仙方術“不肯首尾全舉其事”，使後人無可“承按”，因此，道士從老莊書中得不到具體的長生不死之方，讀老莊豈非“徒勞”！更令葛洪難以接受的是莊子的“齊死生”論，既然莊子以生為苦役，以死為安息，反對人們悅生惡死，那麼就根本無需追求長生不死，莊子的這種觀點與後世道教的神仙不死之說豈非相去“已千億裏”。葛洪以神仙方術貶低老莊道論的現象具有極大的典型性，它證明在道教史上凡是過分重視神仙方術的時代和宗派，必然會貶低老莊。
兩晉南北朝時期貶低老子的又一典型表現是陸修靜和陶弘景。為了對早期道教的各類道書予以係統編纂，“陸修靜分三洞之源，立四輔之目”（《上清靈寶大法·總序》），確立了以三洞、四輔、十二部為分類標準編纂道書的體例。問題的關鍵在於，三洞經係統是與三洞神仙係統一一 對應的，而二洞神仙在當時的道書中又是有先後主次之分的。據說洞真部經由天寶君（或日元始天王、元始天尊）所說，洞玄部經由靈寶君（或稱靈寶天尊、太上道君、大道君）所說，洞神部經由神寶君（或稱道德天尊、太上老君）所說。三洞既是三個經籍傳授係統，又是三個神仙係統。上述三寶君分別居於三天或三境，天寶君（元始天尊）居玉清天（境），靈寶君（太上道君）居上清天（境），神寶君居太清天（境）。“元始天王在天中心之上”，始生天皇，次生地皇，後生人皇。這樣，太上老君（即老子、人皇、神寶君）被淹沒在三尊神之中，且一般被排在天寶君和靈寶君之後。繼陸修靜總分三洞之後，陶弘景又撰《真靈位業圖》，給道教諸神排定座次。該書將神仙分為七個階次等級，每個階等又有中位和左、右位。其中元始天尊居第一階中位，太上大道君居第二階中位，“太極金m帝君李弘”即太平真君居第三階中位，太上老君（老子）被降到第四階中位，更奇怪的是“老0”其人被擠到第三階左側位的最後一名去了。在《真浩 ·甄命授》一書中，陶弘景更明白的宣稱，“老君者，太上弟子”，“太上者，？？老君之師”。陸修靜、陶弘景以三洞、三清、三天尊神係統淹沒、降低老子的地位，這種奇怪現象實質上並不奇怪，因為老莊生平事跡有先秦典籍的明文記載，終究是人不是神，要過分神化就比較困難。而元始天尊、太上大道君這類神仙，古籍中本無明文記載，將它們的地位任意提高，存在時間任意提前就比老子容易得多了。與此同時，在南天師道的龍虎山係中，則一直“臨奉老君、三張，謂之正教”（陸修靜《道門科略》），將老子和三張並尊為教主。總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南方諸道派，雖然並沒有完全否定老子的教主地位，但其地位和作用卻被大大貶低了。正如唐玄疑在《甄正論》中所說，“近自吳蜀分疆，宋齊承統，別立天尊以為教主”，使老子作為道教教主的地位有所削弱和動搖。這種以諸神淹沒、降低老子的現象在道教史中雖屬難免，但其影響卻是十分嚴重的，如不予以矯正，必然會改變道教“以道為教”的基本宗旨和文化性質。
唐宋以後，老子及其學說在道教文化中的地位又呈現出不斷上升的趨勢。由於李唐皇室追認老子（李耳）為遠祖，在道教諸神中最尊老子，老子祠廟遍布京師和全國各州郡，老、莊、列、文、庚之書被尊為《道德真經》和四子真經，儒生和道士都可以通過道經考試（道舉科）獲得功名、道職和度碟，這種習慣基本上為宋代所沿襲。在這種形勢下，對老莊道家書籍的整理編纂、誦習注釋之風空前高漲，甚至連唐宋的幾代君主也親自“禦注”老莊道家之書。在此種風氣下，老子及其學說在道教文化中的地位空前提高。金元以後，道德性命之學被提升到道教文化的首位，重心性內修、輕方術小數在道教內成為一時之風尚，以道論、哲理見長的老莊學說當然更為道士所重視。
綜上所述，尊奉老子及五千言雖是道教對老子的基本態度，但在道教史的不同發展階段和不同宗派中，老子及其學說在道教文化中的地位經曆了一個複雜的變化過程，各派對老子的尊奉程度還是有很大差異的，這是我們研究道教史時必須十分注意的一個重要問題。
二 樓觀道對老子及五千言的絕對尊奉態度
同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一些早期道派相比，特別是同南方的天師道、上清派、靈寶派相比，樓觀道對老子及五千言的尊奉是絕對的，前後一貫的，這種絕對尊奉態度表現於神仙崇拜、經典崇奉、教義方祛以至於宮觀建築等各個方麵。在樓觀道史中，對老子的尊奉一直被置於諸神之上，五千言一直是它的根本經典，老子殿一直是宮殿群的中心。對老子及五千言的這種絕對尊奉態度，是樓觀道最鮮明、最主要的特征，它對樓觀道文化具有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一）以老子貶抑“三張”。以二經授受之地自孟其宗與太平道、五鬥米道（天師道）相比，樓觀道事實上是較為晚出的一個道派。《樓觀內傳》雖追溯本派曆史於周秦兩漢，但據可靠的史料，道教樓觀派作為一個正式教團組織，創立於梁湛於曹魏元帝鹹熙初年師事鄭法師於樓觀，當其創立之初，道徒不多，影響較小。北朝時期，北方動亂，民不聊生，尹通、尹法興、陳寶熾、牛文侯、王道義等北方高道紛紛率徒雲集於樓觀，修建殿宇、招納道人、購集真經、廣施道化，觀中道士由數十人增至百餘人，由此引起朝廷重視，遣使致香，四方請渴者不絕。於是“仙風真教，自此複彰”，樓觀派才成為有一定社會影響的教團。與樓觀派的興起大體同時，寇謙之於北魏時在北方（以山西大同為中心，時名平城，為北魏初期國都）創立新天師道。但隨著北魏的滅亡，新天師道亦銷聲匿跡。與此相反，樓觀派卻反而進人了它的興盛時期，其最集中的表現是北周武帝於長安和樓觀田穀之左設立通道觀，以嚴達、王延主持其事。總之，樓觀派的教團組織初創於曹魏，基本形成於北魏，至北周進人興盛時期。上述事實表明，與其他早期道教宗派相比，樓觀派是一個較為晚出的宗派。在樓觀派創立之前，太平道、五鬥米道早已在漢魏時期形成並廣泛流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