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魯迅隨民國政府教育部遷至北京。政府機關下層官吏工作在他是一種人生曆練，同時也是對生命的消磨。盡管他恪盡職守，很想有所作為，但軍閥混戰、皇權複辟、議員賄選，種種醜行，觸目驚心，敗壞心緒。他把中國比作一間密不透風的鐵屋子，萬難破毀，人們麵臨著被窒息的危險。一次又一次的革命運動，卻隻帶來可怕的結果。他隻有沉入古代，抄寫碑拓，整理舊籍，研讀佛典。1909年回國後十年的沉寂和磨礪，加深了他的沉鬱性情，養成了他對中國社會的深刻認識。
要麼在沉寂裏發出痛苦的呐喊，要麼在繼續沉寂中消亡。
在新文化運動如火如荼的時候，因為《新青年》朋友的邀約，他寫出了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作品以“吃人”為中心意象，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禮教害人的本質。中國曆史原來是一部“吃人”的曆史!他把中國曆史概括為兩種時代:一種是人民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另一種是人民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所謂一治一亂，反複循環。亂，固然百姓苦，治，百姓亦苦，因為他們先天地失去了人的尊嚴，總無法擺脫奴隸的身份。魯迅通過狂人的似瘋狂實清醒的語言，表達了他在極度失望後對中華民族的熱切希望。他關心的是中國人如何擺脫舊思想的束縛，走出一條嶄新的道路。也就是創造出第三種時代，一個沒有奴隸、沒有壓迫、沒有“吃人”的時代。他熱切希望下一代中國人能夠幸福地生活在那樣一個時代裏。因此，在小說的結尾，狂人發出了“救救孩子!”的激越呐喊。
為希望而戰鬥，因失敗而失望乃至絕望，又在絕望的痛苦中掙紮奮起。這絕望後的奮起戰鬥，比為希望的戰鬥更其勇猛。因為他的認識更徹底，更沒有牽掛和猶豫。
他陸續發表了多篇小說，幾乎篇篇采取新穎的格式，大都具有圓熟的技巧，對社會現象做出準確生動的描繪。他用類似中國古代繪畫藝術中常用的白描手法，三言兩語使人物神態畢現。他筆下的人物的最大特點，是他們身上凝聚了中國文化傳統和民俗習慣，因此各具生命，讀者不但在曆史記錄上找得到他們的影子，而且感到他們仿佛就在自己的周圍遊走。有些文章，字句間彌漫著中
國文化特質，盡管大多是民族性格中令人聞之不快、見之不喜的因素。例如，《阿
Q正傳》是民族性的濃縮畫卷，其中的每個人物身上都凝聚著民族性中的缺點，我們從他們的一言一行中都可以找到曆史的淵源和現實的影響。這就是為什麼魯迅的虛構文學作品，總是給人以真實的感覺的原因。魯迅的文學成就突出地體現在短篇小說上，他吸取了外國小說的創作方法，並融合了中國古代小說的手法，在短小的篇幅中呈現出社會及人物的一麵的真實，而又具有整體感。
在新興白話文學中，魯迅不但在小說創作方麵成就卓著，而且在新詩、散文等方麵都做了探索。在對中國曆史和現實的批判中，他常使用既承接中國優秀的散文傳統而又富於思辨，形式也更自由靈活的一種文體，那就是雜文。這種體裁最適合表達他對中國曆史的思考和深刻認識，成為除小說之外他的另一種標誌性文體。他往往三言兩語便切中要害，披露曆史和現實的真實及人物的隱秘心理。
魯迅一麵在教育部任職，一麵在大學兼課，與母親和兩個兄弟住在一起，過著傳統大家庭生活。但幾年以後，由於家庭矛盾，兄弟們不得不分開。尤其是1923年夏天周作人提出與魯迅斷交，使魯迅陷入極度痛苦之中。此前，一直沒有真正婚姻生活的魯迅，在兄弟友愛中得到慰藉。現在，一直跟隨他、了解他、幫助他、敬愛他，同他有共同語言共同愛好，教育程度相當，既是朋友更是戰友的弟弟離他而去，他的痛苦非語言所能形容。從他這個時期作品中的一些奇異的意象、曲折隱晦的措辭中，讀者約略能夠體會到他的深刻的孤獨和哀傷。
在一場大病後，他漸漸走出了兄弟失和的陰影。他積極支持學潮，為青年學生呐喊助威，這使他重新獲得生活和戰鬥的勇氣。雖然因此屢遭教育當局的擠壓，但他毫不畏縮。他的勇敢和智慧，他的正義感和同情心贏得了青年學生的愛戴和敬仰。尤其在“三一八”慘案發生後，他以極大的憤怒為死去的學生寫了悼念文章，控訴這個黑暗的世界，號召青年們做奮然前行的真的猛士。那既是在鼓舞青年，更是在激勵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