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子通向外麵世界的那條山路，我走了許久，自蒙昧開始，一直走到了今天。不知不覺中，已到中年的我，忽然悟到：我見證了它的變遷，它也見證了我的人生。一條路，能夠伴隨一個人的成長，也許並不鮮見。但是，這條路不僅見證了我的成長，同時，也見證了鄉親們那雙過日子的大腳板從“土路”走上了“柏油路”。
橫穿過莊子裏的這條山路，仿佛是父輩們臉頰上一道深深的皺紋，也許是承載的過於沉重，才變得彎彎曲曲；也許是經曆的過於坎坷，才變得凸凹不平。我的父輩在這條山路上一生行走，從朝霧到晚霜，大約走過了二萬五千公裏，相當於紅軍長征的一個來回。從少年一直走到垂暮的蒼年，幾乎踏碎了這條山路上的每一塊石粒，也踏遍了路旁四季輪換的青草和衰蒿。他們用腳步丈量著心園與家園的距離，一直行進在渴望和尋求之中。
對從未走出過大山的父輩們來講，尋求和渴望幸福的方式，最簡單不過的真理就是勞作。這是祖祖輩輩留給他們的聖訓：要靠勞動吃飯，要靠勞動創造幸福。幸福這兩個字，不外乎包括伺候土地，種點莊稼，以維持生計和養活牲畜。還包括對一塊土地的依舍。他們住過最簡陋的土窯洞，窯洞甚至沒有一扇窗，隻有一扇門可供進出。也沒有電燈，用的是煤油燈盞。人和牲畜同住一孔窯洞，人的呼吸與家畜的呼吸幾近混合，那就是一種生活的和諧守望，或者說是一種生活的彼此對照。
在我很遠的記憶裏，曾望著崎嶇陡峭而又時隱時現的山道出神，想往著山盡頭外麵的世界。在20世紀80年代，當我從家裏出發，沿著這條山路去縣城讀完高中，又到省城上大學時，每次放假回家，坐在和車外一樣塵土飛揚的破舊班車裏，聽著鬆動車窗玻璃發出叮叮當當的碰擊聲，看見窗外低矮的土平房和蔫菜葉似的行人，心裏就有一種惆悵：“我們這裏太落後了”。盡管我也知道自己是從這裏走出來的鄉裏娃，但還是仍不住在茶餘飯後給家裏人講“外麵的世界”是如何的精彩，有時言辭過激，會引起父親的不高興，於是，父親就給我們兄妹上“憶苦思甜”課，講他在60年代當大隊支書時，經常是沿著這條山路，餓著肚子步行90多公裏路到縣城開會的經曆。
到底還是有人打通了這道“山門”，從外麵傳來的消息讓村民大吃一驚：可以不種地了，可以到處去掙錢了。這讓許多窮急了的人蠻生感慨，好多人扔下鋤頭和鐮刀，幾乎是一夜之間，少壯派的年輕人從這條彎彎的山路走了出去，四散奔走出去掙錢了。不論怎樣說，扔掉了鋤頭，就等於自己不再是農民了，這是一輩子的希望和追求。天氣太旱，那鋤頭顯得太笨太重，出不了活兒，來不了經濟。這個轉變就是對自己命運的一個終始的選擇。不管是顛沛流離，還是無家可歸，隻要走出大山，就意味著自己是有出息的。我的幾個親戚和兩個侄子，也跟著像洪流一般的人群打工去了。當時，這條山路，成了一條黃金分割線，昭示著一個鄉村經濟和曆史的轉型期的到來。
這些年來，村子裏出去的人和回來的人都踩在這條彎彎的山路上，似乎這條路已是通向富裕的橋。這條路由土路修成砂石路，再由砂石路變成了省級柏油路。路麵上幾乎沒有了成群結隊走路的人，騎自行車的人也少了，騎摩托車的人倒很多。尤其是在春節期間，這條路特別富有生氣，莊子裏在外工作或打工的年輕後生一下從各地開回來了幾十輛小轎車。我也為圖個方便快捷，花一百多塊錢租了一輛的士回了一趟家，父親看見心裏有些不高興，竟當著一大家子十幾口人的麵，說我有些“變質”。其實我心裏明白，父親是在敲打兒孫們腳下的路要走穩當了，不要忘記這條走出大山的路。
因為他最清楚，就是這條山路輸給了我們營養，成就了我們現在的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