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爾巴尼亞隻是一個彈丸小國，二戰結束至今，在經濟上毫無成就可言，依然是歐洲一個最窮的國家，但在兩次大的國際衝突中所處的地位卻相當顯眼。這一方麵固然有意識形態的因素，但另一方麵也是阿爾巴尼亞曆來奉行“遠交近攻”的外交政策所致。在阿爾巴尼亞看來，作為一個小國，它必須依靠一個大國，而較遠的大國又比較近的大國較少威脅性，為此它在和南斯拉夫的衝突中依靠較遠的蘇聯，而在和蘇聯的衝突中又與更遠的中國結盟。然而，這種政策並不永遠能奏效，因為後來阿爾巴尼亞不僅和南斯拉夫鬧翻，而且還先後與蘇聯、中國反目，陷入完全孤立的境地。
原載《曆史教學問題》２０００年第２期
馬克思主義？民族主義？——１９４８年蘇南衝突的再審視
１９４８年初，蘇聯和南斯拉夫之間突然爆發一場激烈的爭論，此後不僅兩國關係急劇惡化，幾至兵戎相見，而且影響還波及整個國際共運和所有社會主義國家，是戰後東歐發生的一個重大曆史事件。５０多年後的今天，隨著俄羅斯公布了１９４８年３月１３日至７月２１日聯共（布）中央和南共中央來往的全部２１封信件，以及其他許多塵封已久的曆史文件的麵世，我們已有可能對這場蘇南衝突重新作一番審視，並作出符合曆史真實的結論。
蘇南之間的較量１９４８年３月１８日，蘇聯在事先未打任何招呼的情況下，突然撤走所有駐南斯拉夫的軍事顧問和教官，１９日又調回全部文職專家，接踵而來的便是意識形態上的大討伐。３月２７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致鐵托的信中揮舞起“馬克思主義的大捧”，氣勢洶洶地指責“在南共黨內沒有貫徹階級鬥爭的政策，城鄉資本主義因素在迅猛增長”。接著在５月４日的信中又申斥南共領導否認“農村階級鬥爭的尖銳化”，回避“農村裏階級分化的問題”，並借題發揮，將此和布哈林、伯恩斯坦等人的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理論掛上了鉤。總之，“否認階級鬥爭”是當時聯共（布）領導給南共中央扣上的第一頂反馬克思主義的大帽子。
另一頂大帽子則是所謂取消黨的領導作用。聯共（布）領導一再強調鐵托等人“貶低馬克思主義的黨”，否認“黨的作用”，把人民陣線淩駕於黨中央之上，而且還將南共領導和孟什維克等同了起來。
對這些莫須有的罪名，南共領導理所當然地加以駁斥，指出：“自從十月革命以來，世界上還沒有任何地方發生過像南斯拉夫這樣堅定的、持續不斷的社會變革。”
同時又嚴正聲明，南共不僅“在人民陣線中確保其領導權”，而且還在“政府中居於領導地位”。
與此同時，南共領導還進一步闡述建設帶有南斯拉夫特色的社會主義的觀點，表示一向“把蘇維埃製度作為一個榜樣來學習”，但也“正以略有不同的形式發展社會主義”，並“正在竭力采用最好的工作形式來實現社會主義”。在１９４８年初發表這樣的見解已不是什麼新鮮事，因為在此之前英共和法共領導就主張用不同於十月革命的方式來實現本國的社會變革，這一點自然無可非議。
至於聯共（布）領導當時指責南共領導幹部都是自上而下任命的，南共長期不開黨代表大會，則更令人啼笑皆非了！難道聯共（布）自身曾實行過民主選舉嗎？而且自１９３９年起它自己已連續９年沒有開過黨代表大會了，試問它又有什麼資格去指責南共呢？
事實上，南共領導從未放棄過對國家的領導，而且在國內始終堅持社會主義的改造。自１９４５年８月起便開始進行土改，至１９４８年年底，共沒收地主的土地１５６.５萬公頃，其中７９.７萬公頃歸農民所有，另有２９萬公頃劃歸國營農場。１９４９年初，為駁斥蘇聯方麵的指責，南共中央又通過了關於農村集體化的指示，合作社的數量迅速從１９４６年的２８０個增加到１９４９年的６２３８個和１９５０年的６９１３個，使南斯拉夫農村的麵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當時的東歐是比較突出的。
在城市，１９４６年１２月，南聯邦政府頒布了將４２個經濟部門的私人企業收歸國有的法令；１９４８年４月又頒布了第二個國有化法令，使工商部門中的國有成分大為增加。
由此可見，斯大林等人指責南共領導背離馬克思主義原則是完全站不住腳的。那麼蘇南分裂的真正原因又在哪裏呢？我們不妨從以下幾方麵進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