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
擺在讀者麵前的是一部引人入勝的書。它呈現的事實，它引發的思考，它展示的人格，都是一般書所難以具備的，並形成了其獨特的魅力。逐字逐句的閱讀打動了我，也相信會打動你。
這部書對問題的感受為常書所不及。在現代化進程節奏不斷加快的當今中國，農業、農村、農民問題，即經常提及的“三農”問題總是一個沉甸甸的話題。將農業、農村和農民而不是將工業、城市和市民視之為“問題”，就在於在現代工業文明背景下，“三農”作為傳統因子，背負著工業社會所不具備的重負。這種重負有來自於自然曆史的。中國有著世界最為發達和悠久的農業和農村文明，但自工業文明時代來臨之後，其天生的脆弱性便暴露無遺。至今中國農業還沒有改變“望天收”的格局。這與超越自然的工業文明相形見絀。這種重負還有製度性的。當西方列強挾帶工業文明重力敲開中國大門之時，中國就走上了工業文明的不歸之路。但中國進入工業文明的初始積累隻能依靠內部，主要又是占產業、財政、人口大部分的農業、農村和農民。圍繞國家工業化戰略設計了一係列製度，這些製度的相當部分是不利於甚至限製農村和農民的。如統購統銷及其相應的戶籍製度等，農民難以享受平等的國民待遇。“三農問題”的重負還有來自於治理性。在兩種文明交替的大國，社會因素增多和複雜化，治理的難度超過曆史任何時代。正因為如此，以解決農民問題起家和見長的中國共產黨人在新中國建立之後，在解決“三農”問題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出現了不少失誤，甚至造成災難性損失。當然，人們現在對“三農”問題的認識愈益深入，出版的著作也可以說是汗牛充棟。相比之下，本書對問題的感受則是常書所不及的。本書的重要特點就是將“問題”從紙上引向“現場”。它展示出了當今農村發展的種種難題和困境。如作為農民“命根子”的土地產權歸屬問題、作為農業命脈的農村水利問題、農民賴以生存和生活的公共領域和村莊建設問題、農民負擔的體製性問題、農民權利和權益問題、鄉村治理和鄉村組織問題等。這些問題都是長期積累而短期難以解決的難題。由此構成了當今農村發展的一道道重圍。作者將本書定名為《突破重圍的農村》十分貼切。它通過對一係列問題的展示，告訴人們那種以為中央發出一個“新農村建設”的號召，農村問題就會迎刃而解，從此問題不再的想法是何等的天真！
這部書對問題的思考為常書所不及。自從“三農”成為一個“問題”以來，人們比較多的是列舉現象，然後根據羅列的現象開出各種有用無用甚至有害的“處方”。可以說，自20世紀以來，為“三農”問題開列的處方不勝枚舉。當西方列強以工業文明敲開中國大門之時，便動搖了中國“以農立國”之國本。由此有了“以商立國”、“以工立國”、“回歸農本”等諸多主張。直至21世紀初，中國共產黨人提出了“統籌城鄉發展”的偉大戰略。這一戰略無疑為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提供了基礎。但戰略目標的實施卻有一個過程。農村發展戰略的“大問題”解決之後，還存在許多農村如何發展的“小問題”。這些“小問題”不解決，大目標也難以實現。《突破重圍的農村》一書的可貴之處不僅僅在於展示常人所不及的問題，更重要是能夠發出常人所不及的思考。這些思考是作者自己根據實踐經驗悟出來的，其觀點與流行的觀點往往大有不同。如作者認為，在農村土地產權問題上，人們看到的主要是農民的經營權，而很少關注農村集體所有權，集體因此被“虛化”了。農村土地流轉是近年來的“熱問題”，但作者卻保留了一份“冷思考”，認為不可急於流轉，更不能“運動式”流轉。由於農民是社會弱者，人們關注更多的是他們的權益和權利。本書作者也十分重視，並非常真誠地為農民的艱難和疾苦“鼓與呼”。但他並沒有與一般人一樣停留在對“弱者的道義同情”這一層麵，認為不能因為同情弱者而不正視弱者的弱點，不能因為要維護他們的權益而忽視他們所應盡的義務。一般人認為民主是個好東西，產生於鄉村的村民自治更是激起許多人民主聯想。但在作者看來，民主不僅在於形式更在於其內容。沒有民主的內容，這樣的民主能爽嗎？諸如此類的觀點盡管還可以商榷，但不乏真知灼見。其價值就在於獨立思考，而不是人雲亦雲；能夠引人深思，而不是鸚鵡學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