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0月）
減輕農民負擔是上世紀最後十年人們最為關注的熱點，進入新世紀黨和國家主要從理順體製，減免農業稅，增加轉移支付，規範農村政權運作等方麵來減輕農民負擔，實現農民收入的增長，最終實現改善農民生活的目的。但是農村問題十分複雜，改善農民生活範疇太廣，上述減負增收渠道顯然不足以滿足農民生活的需要。因此，重新認識農民減負的深層次問題十分必要。
一、體製減負（或者說體製增收）是一個長期的問題
國計關注民生，民生重在平等。在我國，城裏人與農村人的生存狀況有著較大的差距，造成這種差距的原因有很多，生存方式是客觀存在，工業文明與農耕文明的巨大差距是曆史存在，但是體製給予城裏人與農村人的不同待遇也是現實存在。
財政製度是一種最主要的再分配製度，這個製度的公平性體現在國民平等享受國家物質和文化的成果，而不受區域、民族、性別、職業的影響。在我國由於曆史的原因和體製設計的不科學，很難保證國民的平等待遇。這個方麵，國民看到了，專家看到了，政治家同樣看到了，例證很多。如果說這些問題的根源在曆史，解決起來並不是簡單的事情，人們對此還能給予適當的原諒，但是人們不明白的是，有些問題經過全國人大立法，執行起來還是步履艱難。這又到底是什麼原因呢？按我國農業法的規定，各級支農資金不得低於同級政府非生產支出的增幅，可誰來監督政府執行呢？是各級人大麼？省以上我不敢妄論，但省以下尤其是市縣的情況我們還是了解一些，一方麵人大也沒有這方麵的專門人才懂得如何去監督？另一方麵人大的老人們也沒有精力去監督。曾幾何時在我國的幹部使用上形成了一個不成文的規矩，人大事實上就是二線，是安臵老人們的地方。這些曾為淪海的人們已經習慣了潮漲潮落，誰有精神去管那麼多？而政府那些個打著“形象”和“政績”的實事，還等著掏錢，誰來保證支農資金的增長呢？
產權製度是事關國民生計的一項最重要的製度。對農民而言，最大的產就是田地產林產，從現行製度看，我國法律給予了農民三十年或七十年的經營權，看似農民有權，然而這種表象給農民以實在的傷害則不為太多的人所重視，因此各級政府打著國家建設需要的旗號向農民征地可以不講價錢，這種實實在在的傷害太嚴重。一般意義上講，有地就有權，有權就能處臵。可農民對地權的處臵就十分有限。法律沒有給予農地抵押的權力，體製把農地的發包權設計給了集體經濟組織，同時對林產的處臵法律把審批權給予了林業的主管部門，這就是說林產能否直接進入市場還取決於林農對市場的適應能力，在林農不具備市場適應能力的情況下，林農的大部份收益可能就要分給中介組織或機構，這也是沒辦法的事，我們不能說審批不需要，我們隻能說林產的處臵權並不是林農。農民有田無產，有林無權的狀況，何時才能解決又怎麼樣去解決？它是一個實實在在的給農民增加收入的大問題。
就業和保障製度也是民生中最重要的製度。城裏人的就業依托工業，農村人的就業依托土地，這在工業社會顯然不可同日而語。城裏人就業成本低，農村人就業成本高，誰來為農民就業減負？怎麼樣才能真正意義上為農民就業減負？保障也是一樣，城裏人的保障是現金，農村人的保障是土地的經營權。還有教育、醫療等製度，可是說給農民創造一個減負增收的體製任重道遠。
二、行政減負是一個規範的問題
農業稅相繼取消之後，從鄉鎮行政的角度看，農民負擔基本上實現了無負擔。盡管少數鄉鎮沒有很好的執行稅改政策，還在收取農民建房規劃費、超麵積罰款，但總的情況應該是好的，可以說由於鄉鎮亂行政給農民增加的負擔終於有了一個較好的結果。可是農民生活生存狀況並沒有因此得到根本改善，農民在與城市國民生活的比較中，仍然在諸多方麵表達著不滿意的情緒。因此有必要從深追究。
從一般意義上講，負擔應該是為生存和生活需要所付出的成本。那麼農民為生存和生活需要付出些什麼成本呢？我行走生活在農村，從我的印象中簡要估算如下：
生存需要的成本
吃的成本，平均每人每年需要為吃飯付出購買生產資料的成本400元；
穿的成本，平均每人每年需要為穿衣付出80元；
住的成本，以中等收入農民住房條件（下同）計算，平均每人每年需要為住房付出400元；
行的成本，逢山開路，遇水搭橋，中國農民為行所付出的成本無法統計，近三年響應政府號召改造鄉村公路平均每人每年需要 200 元（通鎮 100 元，通村100元，通村內公路還需要1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