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8月）
我從十一歲到十六歲這個時期最大的願望就是離開農村。我不是厭惡農村，我依戀農村的父母兄弟，依戀給予我樂趣的贛江，依戀給予我美食的魚塘，依戀給予我懷想的贛中小平原。可是農村太苦，我更加向往城市的品位和情調，我更加羨慕城市人的尊嚴和優越。
農民可憐。南瓜莖和葉現在成了城市人偶爾品嚐的美食，可在六、七十年代農村人常常吃這種東西，滋味並不好受，幾近豬食一點也不誇張，因為南瓜莖和葉的做法並不講究，少了油就全然沒有了它的風味。農村人的穿著十分簡樸，因為貧窮，買不起好的衣裳，因為農事的繁忙，沒有時間顧及穿著，穿暖是他們的目標，打扮便是一種奢侈。農村人住的十分簡陋，且不說住房的緊，就說農村的居住環境也沒人去配套。農村人的行“舉步惟艱”，城裏人走的是國家出資修的水泥大馬路，農村人就沒法享受，現在修的水泥路，也是國家出一點，農民自已集一點修起來的。什麼是城市人什麼是農村人，用不著認真去探究。城裏的男人擼起褲管，白淨的腿肚子上長滿細細的絨毛，農村人的毛發並非就不發達，可黃泥的粘連，把他們的腿毛連根也拔了。
中國傳統文化把農民人格鎖定在一個如牛馬一般勤勞，如牛馬一般負重，如牛馬一般受同情的位臵上。一部《紅樓夢》寫盡中國封建上層社會的喜和悲，幾多人物的糾葛，幾多人物命運的演變，大作家曹雪芹濃墨重彩，寫的是栩栩如生，可劉姥姥著筆不多，卻無比鮮活，讓人過目不忘經久不忘。劉姥姥是一典型傳統農民，受了官僚地主遠親的一點點恩賜（也就是一些官僚地主穿過的舊衣裳，棄去的舊家什，還有一些在姥姥和她的孫子看來好吃的東西）就千恩萬謝，說不盡官僚地主的好話。劉姥姥是個可親可憐的老農民，這樣的農民形象在中國泱泱大典中不知可以找到多少。
物質生活的差距，精神生活的貧乏，生存環境的惡劣，使農民對自身人格有一個認知，這種認知在他們的心裏烙下了人格低賤的印記，在他們的血液中滾動著人格低賤的遺傳基因。曆朝曆代的農民戰爭，哪一場不是被逼揭杆？陳勝、吳廣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又何嚐不是？盡管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是工人運動，可沒有農民的參與和犧牲就不可能取得勝利。
毫無疑問，農民對自己人格的認知是社會強加給他們的，處在社會下層的農民無法改變。這就是國家製度的殘酷。製度對農民人格的設定也許是統治的需要，也許是傳統文化的影響，也許是上流社會和富人世界精神生活的一種需要？也許都是。封建社會製度設計的不公平，哪是因為它就是一種不平等社會製度，社會主義社會製度設計的不公平無論如何說不過去。建國以來，國家為了趕超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製度的設計上又給了農民實實在在的傷害，行政上采取的戶籍製人分二種，城裏人和鄉下人，又一次給翻身作主的農民在人格上注下了灰暗的一筆。經濟上采取的農副產品剪刀差，給本來就苦的農村和農民以實實在在的壓榨，盡管擺脫了地主欺榨的農民有了為國家奉獻的覺悟，可是他們的人格演義並沒有在全體國民中升華。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國家製度的改革和創新使農民得到了切實的利益，錢袋子開始有了幾個實實在在的現金，可農民收入在全體國民人均收入中的水平仍然最低，農民不能夠平等地和城市國民享受改革的文明成果，其人格提升仍然沒有走出傳統文化和製度設計的陰影。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全國各地毆打、欺壓農民的事情仍然是此起彼伏，寡不鮮見。人們不禁要問：這社會到底怎麼啦？農民人格在黨和政府倡導以人為本的今天，能夠得到真正意義上的尊重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