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9月）
農民要改造。可是我不能為改造農民設計路徑，也沒有智慧為改造農民提供所謂的方式。我之所以執意要選擇這個話題，是因為我感到這個問題特別重要，重要到一頭係著國家的未來，一頭係著中國農民的未來。
我有話要說，是基於我對農民的理解與深刻的同情。不管這些話是否正確，也不管這些話是否有價值，但它既是我作為農民的兒子被改造的感悟，也是我多年與農民深度接觸的體會和思考，我真誠記錄，以求政治精英們作出更為準確全麵的判斷。
1、經濟視角下的農民秉賦。農民浸透著數千年傳統農耕文化的鮮明個性。上世紀二十年代，毛澤東同誌對農民的個性特征作了深刻的描述，在毛澤東的筆下，農民是“對趙公元帥禮拜最勤”，對“那些受人尊敬的小財東往往垂著一尺長的涎水”，總想爬上更高一層的地位。在土地革命的實踐中，毛澤東深刻地認識到，私有是農民的“天性”，他們“無時無刻不在盼望著不可求得的資本主義前途”。在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實踐中，毛澤東對農民的認識在政治上更加深化，他指出，農民作為勞動者，可以走社會主義道路，但作為追求財富的私有者，表現出資本主義的自發傾向，如果聽任這種自發傾向發展下去，就會使農村資本主義陣地加強起來，社會主義陣地削弱下去。在毛澤東的眼中，農民經濟上追求私有，政治上傾向資本主義。
2、社會視角下的農民人格。與城裏人相比，農民的經濟收入低，生存條件和生存環境差，農民的生存方式隻能依靠自身力量土裏刨食，在供給製年代，農民也不例外，當交足國家和集體，沒有多餘的情況下，農民就隻能挨餓受凍。在政治上，農民的話語權長期得不到表達，農民受教育的權力長期得不到保障，導致農民素質低於全社會其它階層，社會其它階層可以決定農民的命運，影響農村發展，而農民卻不能影響其它社會階層，更談不上決定其它階層的命運。我國二元體製從根本上決定了農民在全社會的弱勢地位，受到社會其它階層的輕視，在就業就醫等諸多方麵受到社會歧視，農民不能向社會抗爭，隻能默默承受社會給予的種種不平等待遇，這就給農民人格的形成注下了灰暗的韻腳，也決定了農民人格中具有很強的依附性，而從另一方麵也決定了農民人格中的可塑性。
3、文化視角下的農民意識。傳統農耕文化在經濟快速發展，社會分配差距不斷拉大的現實環境中崩潰離析，一方麵傳統文化價值在工業文明的籠罩下暗淡，另一方麵工業文明主導下的新的農村文化價值沒有形成，農民精神上的迷茫與人格殘缺構成當今鄉村社會的主流意識，它打著封建的深刻烙印，雜陳著工業文明時代的朦朧印象，但主流仍然表現出不思進取，得過且過，不守規則，不講衛生，重男輕女，傳宗接代的特點。農民意識是中國特色的一種文化現象，深深根植於農村大地，具有頑固的保守性。農民需要公平，但不喜歡平均。對財富資源的占有，任何時候都是自私的，隻是在爭奪的過程中自身利益得不到保障的時候才會叫喊公平。農民羨慕強勢，趨附強勢，但行為上並非真的同情弱勢，隻是當弱勢走向滅亡的時候才會給予真正的同情。農民不太願意遵守規則，崇尚自由散漫，患得患失，沒有遠大目標。農民沒有革命性，隻有在有田不能種，沒田可以種的情況下才肯革命。
4、倫理視角下的農民價值。農民作為小私有勞動者，有著勞而獲食的傳統理念，這是農民價值中最有價值的一麵，也是農民生生不息為生存而鬥爭的傳統文化力量，這種文化力元素是國家治理中一個最閃亮的文化根基。農民有著很強的宗法理念，血緣、宗親、姻親都是農民為生存而鬥爭的依靠力量，他們依據約定俗成的宗法理念維係著宗法傳統。農民的國家意識不強，集體觀念不強，公德意識不強，在缺乏政治動員的情況下，農民價值中首先是生存是溫飽，其次是子女的前途，此外的問題都是次而又次的問題，任何的倫理都必須服從農民的價值需要。農民的哪些事說簡單也複雜，說複雜其實也簡單，其中最根本的問題就是農民是否認同並服從鄉村社會的倫理規則。
5、維權視角下的農民方式。打開中國曆史，農民爭取自己權利的鬥爭從來沒有停止，為了有田可種，農民在失意知識分子的率領下，發動了一次次農民戰爭，就農民而言，沒有獲得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勝利，隻有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農民革命才取得了勝利，從此農民實現了有田可種的夢想。農民不僅獲得了土地，也取得了作為共和國公民起碼的權利。由於建國以後長期的二元分治，使得城鄉矛盾加劇，農民維權這樣一個本不該存在的詞彙激蕩在神州大地。在上世紀最後的日子裏，農民維權的核心是不斷加重的農民負擔，到了新世紀農民維權的核心是拆遷征地補償，在農民權利受到保障的前提下，農民維護自身權益的鬥爭盡管沒有那麼極端，但也呈現出極端的複雜性。因為損害農民權益的一方是政府，所以農民選擇維權的方式主要有兩種：上訪（主要是群訪）、圍攻基層政府。其實在依法治國的今天，農民維權的方式有很多，為什麼農民單單選擇這兩種？這就是需要我們認真去思考的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