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7月）
我把打造村莊性社區作為未來農村管理的戰略構思提出來，主要是基於目前農村管理體製下的積弊。村委會作為農村管理的政治單元，在去農業稅時代，很難適應農村事務管理不斷深化，服務層次和要求不斷提升的形勢，其設臵的不科學性長期存在，依照目前村委會治理村莊的辦法和手段，很難實現其管理和服務的職能，也無法達到理想的治理效果。
村民委員會脫胎於生產大隊體製。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以後，“大躍進”時期形成並延續下來的人民公社集中統一的農村管理體製已經不能適應農村經濟形勢發展的需要，1983年10月，國家開始對原人民公社“三級所有，隊為基礎”集中領導，統一指揮的體製進行改革，實行政社分設，破除行政命令的管理方式，撒消人民公社，建立鄉鎮人民政府，在原生產大隊的規模上設行政村並建立村民委員會。這項改革曆時一年，到1984年底全國92.6萬個生產大隊變成了村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的建立，改變了過去農村治理係統原行政隸屬關係，從與原公社的被領導關係變為與鄉鎮人民政府的被指導關係，農村政治體製這一根本性變化，深刻地影響到鄉村社會的治理，對農村民主政治建設起到了曆史性的作用。
不幸的是，從生產大隊體製背景下走出來的村民委員會組織，所處的方位沒有生產大隊優越。生產大隊處在公社與生產隊中間，接受公社垂直領導，同時垂直領導生產隊，而村民委員會一方麵接受行政村黨支部的領導，間接地接受行政村黨支部上級鄉鎮黨委的命令，另一方麵又通過集體經濟組織連接農戶，領導環節增加，工作環節也增加。從各自的職能和履行職能的手段看，生產大隊的職能主要是組織安排生產，完成糧食征購和農產品征收，動員勞動力參加公益建設等，在“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集中統一領導下，生產大隊完全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履行職能，完成上級下達的各項任務。進入村民委員會治理時期，生產大隊所有職能改頭換麵落到了村民委員會頭上，並且還增加了很多新的職責，比如計劃生育、征收統籌提留等，集體經濟組織所有條件下的家庭為主體的聯產承包製，生產單位變小，管理成本增大，而政策的手段又變軟，這讓村民委員會在履行職責的過程中甚為困惑。為了履行職能完成上級下達的各項工作任務，村民委員會隻能沿襲生產大隊的基本手法。在整個農業稅時代，村民委員會以及它的上司鄉鎮人民政府被普遍的認為“方法簡單，作風粗暴”。作為一個全國普遍性問題沒有人從製度層麵去尋找問題的根源，讓人匪夷所思。
生產大隊有過三十年輝煌的曆史，村民委員會卻走過了三十年灰暗的曆程。在村民委員會艱難渡過農業稅時代，輕鬆走入去農業稅時代以後，村民委員會卻又驚奇發現，農村管理隨著國家經濟形勢的變化，已經呈現多元化格局。農村階層的不斷分化，農村產權的不斷深化，農民需求的不斷變化，農業經營的相對退化，農村民主的不斷進化，使農村階層、集體經濟組織之間以及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之間利益調整變得空前複雜，村民委員會手中“自治”的武器在村民眼中早已經不是魔仗，卻宛若稻草。
需求多樣化成為農村鮮明特點。社會進步讓農村的日子開始有了夢想，年輕一代的農民早已不是守著村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傳統農民，政策熏陶下的農民開始感覺到農村廣闊天地的絲絲溫暖。可是國家對農村各項建設扶持的資源仍然有限，各類政策性資金都屬於補助性質，而農村要辦的事又太多，水泥路改造，道路維修，渠係配套，村莊整容，改廁改水，垃圾處理，文化設施等等，村莊性需求問題突出，資源分配矛盾加劇，況且不足部分如何籌措，不同階層農民差異較大，在這種情況下協商資源分配的合理性就十分困難。在政治訴求上，農民表現出來的熱情遠高於人們的想象，村民委員會作為一個“圈地”政治團體，無法平衡村莊性、家族性利益集團的矛盾，在農村民主的幌子下，強勢民主、依附民主、贖買民主已經不是什麼新鮮話題。總之，在政治、經濟、文化、村莊建設等諸多方麵，處於矛盾糾紛中的村民委員會深深感到用民主自治的辦法，已經無法調整十姓八村的利益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