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喲，這孩子，”阿爹詫異地說：“她也沒告訴我呀。”
我打趣地跟阿爹說：“您老兒太小氣，人家給你一打鞋，你隻給人家半袋兒米，缺德。”
隻是聊了沒半會兒，阿哥就喘著氣跑到我家裏來。
“寸草，”他說：“竇泌沒媽了。”
那天，他在我家過的夜，卻喝了半宿的酒。他跟我說了很多，說他是怎麼到得魚子江邊，怎麼遇到了神經失常的春花兒嬸兒，她阿媽怎麼地見死不救，他是怎麼地拚死要救，春花兒嬸兒是怎樣發了瘋地咬他，他阿媽是怎麼卯足了勁兒地抽他，蜜豆是怎麼撞見了他們，又是怎樣地誤解他。他一直說一直說，最後說著說著就哭了，哭著哭著就笑了，然後就這麼邊哭邊笑地睡著了。
我尋思著再到十裏渠去看看，也就是6月20號那天，我敲開了蜜豆家那扇老舊的關都難關上的木門。我發誓，我要做一個耐心地聆聽著，我會聽著她說她的委屈，說她的難受，說她的不痛快。我願意做她的垃圾桶，當她的出氣筒，她樂意的話，可以把一肚子的苦水都倒給我，我能替她煩，也替她受。可失算的是，那天，她沒怎麼說話，除了那句“我沒有對不起你哥，是你哥對不起我”外，就一句多餘的話也沒有。真的，再多一句的話也沒有，哪怕多一個字兒，也沒有。
記得門才打開的時候，我對她客套的說：“嗨。”
她看了我一眼，就往裏屋走。我跟著她，在後麵朝她喊：“你有沒有吃飯哪？”
她閉著嘴，坐到了凳子上。我又搬了個木凳坐到了她對麵。
“你啞巴啦，”我問：“幹嘛不說話。”
她用手杵著頭，一副很頭疼的樣子。
我忽而覺得氣急，幹脆操著興師問罪的口氣，拿阿哥來激她：“你對我阿哥做了什麼，他病了，你曉不曉得。”
她頓了頓，我以為她要說話了，但是她沒有，而是幹脆拉開了門，蹲到了屋外的水井旁。
我跟了出去，她背對著我。我走到她麵前去，她又轉了個身。
“你這是幹嘛？”我問她。
她不說話。
“你有沒有再聽。”
她依舊不說話。
“我再說一遍，阿哥病了，你得去看他。”
她把耳朵捂了起來，還是不說話。
我終於成了倒苦水的那個人，而她，卻成了那個裝聾作啞的聆聽者。
我記得我那天一個人自言自語說了很多——
譬如，“我不知道你媽是怎麼死的，但我知道你媽絕不是我哥給害死的。”
又譬如，“那天是我哥下水救得你媽，你怎麼可以狗咬呂洞賓呢？”
再譬如，“我哥是真心希望你好的，你怎麼可以怪他呢？”
後來我再次走到她麵前怒鼓鼓地看著她，齜牙咧嘴地罵她：“你這麼狼心狗肺，簡直對不起他。”
不知是不幸，還是萬幸，後來的後來她終於說話了，可這唯一的一句就是“我沒有對不起你哥，是你哥對不起我。”
我恨她，恨她的壞脾氣，恨她的不識好歹，更恨她把我變成了一個喋喋不休的老媽子（我可是貨真價實的純爺們兒），如此丟臉地說出這麼一堆白搭的話。我恨，真他娘的恨，簡直是恨透了，於是我出門的時候跟她說：“蜜豆，你沒有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