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九二七年三月）（《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7頁）“溫良恭儉讓”出自《論語學而》：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這是孔子弟子陳子禽與端木子貢的對話。子禽問子貢說：“我們老師每到一個諸侯國就一定要了解其政事，是他自己有心求來的呢？還是人家主動給的呢？”子貢回答說：“老師是靠溫和、善良、恭敬、儉樸、謙讓來了解政事的。老師求得（政事）的方法，總是與別人求得的方法不同吧！”子貢這裏講的溫、良、恭、儉、讓，既是孔子修身的主要內容，也是儒家所倡導的重要思想，它與“仁、義、禮、智、信”一起，被儒家奉為人格道德修養的至高準則。
毛澤東引用古詩詞名句往往並不拘泥於原意，而是根據不同的場合賦予其特定的涵義，這句“溫良恭儉讓”就是毛澤東活用古語的典範。在封建時代，“文質彬彬”和“溫良恭儉讓”作為士子們修身養性的準則，無疑具有其積極作用。但在暴力推翻剝削階級、用革命手段創建一個新生政權的時候，固守這種準則而不知變通，就無法取得勝利。
隨著北伐戰爭的節節勝利，農民運動也取得了深入開展，湖南更是成為全國農民運動的中心。廣大農民組織起協會，同壓迫了他們幾千年的封建地主階級展開了激烈鬥爭。在政治上，他們爭取民主權利，反對地主階級的特權，真正實現了“一切權利歸農會”；在經濟上，嚴厲打擊哄抬物價、囤積居奇等不法行為，實現減租、減息、減押，廢除了苛捐雜稅；在軍事上，收繳反動民團和地主武裝的槍械，建立了農民武裝；在思想上，猛烈衝擊著代表全部封建宗法思想和製度的四種權力——政權、族權、神權、夫權，動搖了束縛農民幾千年的精神枷鎖；在文化上，禁止賭博、鴉片等一切封建遺毒，開辦“夜學”（農民學校），提高自身文化素養。麵對如火如荼的農民運動，土豪劣紳、國民黨右派和一些反革命勢力非常恐懼，他們惡毒地攻擊農民運動是“痞子運動”、“惰農運動”，叫囂“糟得很”。此時，在中國共產黨內部，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者，也害怕“過火”的農民運動會影響到國共之間的關係，對農民運動作出了限製，極大地挫傷了農民革命的積極性。
為了證明農民運動具有的積極意義，說服黨內反對農民運動的同誌，1927年初，毛澤東曆時一個多月，專門就農民問題在湖南展開了調查，以精彩的語言、嚴密的邏輯、精辟的論述寫下了這篇《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徹底揭露和清算了反動派誣蔑農民運動的種種言論，有利地駁斥了黨內機會主義者對農民運動采取的錯誤行動，對農民運動進行了充分的肯定和讚揚。在談到農民運動“過分”問題時，毛澤東認為，農民革命所采取的一切行為，“都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自己逼出來的”，農民反抗壓迫，是全然沒有錯的。接著，他又對“革命”進行了形象的描述：“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這裏，毛澤東摘用“從容不迫”、“文質彬彬”、“溫良恭儉讓”等古語，意在說明革命不是一般的社會活動，不能用溫和的改良行為來進行。麵對強大的封建地主階級，“農民若不用極大的力量，決不能推翻幾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權力。農村中須有一個大的革命熱潮，才能鼓動成千成萬的群眾，形成一個大的力量。”最後，毛澤東指出，農民運動中一切所謂“過分”的舉動都是具有革命意義的，都是應該受到支持和保護的。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