隻有統一戰線的策略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策略。關門主義的策略則是孤家寡人的策略。關門主義“為淵驅魚，為叢驅雀”，把“千千萬萬”和“浩浩蕩蕩”都趕到敵人那一邊去，隻博得敵人的喝彩。關門主義在實際上是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的忠順的奴仆。關門主義的所謂“純粹”和“筆直”，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向之掌嘴，而日本帝國主義則向之嘉獎的東西。我們一定不要關門主義，我們要的是製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
——《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55頁）“為淵驅魚，為叢驅雀”出自《孟子離婁上》：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故為淵驅魚者，獺也；為叢驅雀者，也；為湯武驅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驅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苟不誌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詩》雲：‘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仁”是孟子思想體係中最重要、最根本的內容。這段話就是孟子關於施行仁政、獲取民心的有感而論。在孟子看來，桀、紂之所以失天下，其原因就在於不施仁政，無法籠絡民心。他還列舉“水獺想捉魚吃，卻把魚趕到深淵去了；鷂鷹想捉麻雀吃，卻把麻雀趕到叢林中去了”兩個鮮活的例子，借此說明湯、武之所以得民心，一方麵是他們施行仁政，另一方麵是由於桀、紂不施行仁政，無形之中就把百姓的人心驅趕到對手那邊去了。所以，在春秋混戰的年代，孟子以為，誰能廣施仁政，誰就能王天下。如果不能施行仁政，終身都會受憂受辱，以致死亡。後人從這段話中提煉出“為淵驅魚，為叢驅雀”兩個短語，用以比喻不善於團結人或籠絡人，把可以依靠的力量趕到敵人方麵去。
1935年底，中國所處的國際和國內形勢都發生了重要變化。在國際上，共產國際七大通過了關於建立反法西斯統一人民陣線的會議決議，中國的抗日戰爭有了堅實的國際力量支持；在國內，華北事變後，越來越多的民眾認識到中日矛盾已成為主要矛盾，他們不斷掀起愛國反日運動，其中以北平“一二九”學生運動影響最大。這時，國民黨內部也開始分化，一部分有誌之士認為國內矛盾此時應降到次要和服從的地位，抗擊日本侵略才是當務之急。剛剛到達陝北後不久的共產黨，這時的黨內思想卻極不統一。關門主義（即宗派主義）、冒險主義及教條主義，還占據著不少人的思想頭腦。不解決這個問題，黨就無法在紛繁蕪雜的環境下把握工作的重點，製訂出符合實際情況的路線和政策。為統一思想，1935年12月27日，就在瓦窯堡會議結束的第二天，毛澤東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了題為《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
報告一開始，毛澤東就提醒黨內的同誌“目前的政治形勢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指出目前形勢的基本特點“就是日本帝國主義要變中國為它的殖民地”。接著，毛澤東分析了中國各階級特別是民族資產階級對待日本侵略中國的態度問題。當時，黨內很多人都持有“民族資產階級不可能和中國工農聯合抗日”的錯誤觀點。毛澤東理解這些人的顧慮，因為“這個階級曾經參加過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隨後又為這個革命的火焰所嚇壞，站到人民的敵人即蔣介石集團那一方麵去了。”但同時，毛澤東又肯定了他們的革命性。認為在鬥爭的某些階段，民族資產階級中間的一部分（左翼）是有參加鬥爭的可能的。統一了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後，毛澤東接下來就談及如何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而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首先解決黨內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其中，關門主義是毛澤東在報告中重點批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