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戰爭所特有的不確定性，實現計劃性於戰爭，較之實現計劃性於別的事業，是要困難得多的。然而，“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沒有事先的計劃和準備，就不能獲得戰爭的勝利。
——《論持久戰》（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495頁）“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出自《禮記中庸》：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禮記》是我國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製度書籍，為儒家經典之一。其作者及成書年代曆來說法不一。據《漢書藝文誌》知，該書是西漢武宣時代禮學家戴聖傳述，故又稱《小戴禮記》，以區別於戴德所著的《大戴禮記》。全書共20卷49篇，包含了大量先秦時代的社會史料和諸子言論。內容涉及禮儀製度、治國方略、道德修養、教育方法等。《中庸》是《禮記》中的重要章節，南宋前從未單獨刊印。南宋時期，理學家朱熹將其與《大學》二篇抽出，與《論語》、《孟子》合稱“四書”，後成為青年學子科舉入仕的必讀書。“中庸”一詞，內涵比較豐富，大體上是要求為人處事要居中不倚，客觀公允，比較能深刻體現儒家教義的精髓。“九經”是孔子回答魯哀公問政時提出的治理國家的九條原則：修養自身，尊崇賢人，親愛親族，敬重大臣，體恤群臣，愛民如子，招納工匠，優待遠客，安撫諸侯。孔子還認為，原則雖然較多，但實行的道理都是一樣的，即：做任何事情，事先有準備就會成功，沒有準備就會失敗。說話前先有準備，話語就不會中斷；做事前先有準備，就不會中途受挫；行為前先有準備，就不會後悔；走路前預先明確方向，就不會走投無路。
“七七事變”後，中華民族逐漸結成了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同日本帝國主義進行了殊死搏鬥，先後取得了平型關、台兒莊等戰鬥的勝利，極大地鼓舞了中國人民的鬥誌，“速勝論”的觀點在一定程度上流傳開來。與此同時，由於國民黨的片麵抗戰路線以及積貧積弱的國力，無力在短時間內與強大的日本法西斯力量對抗，在抗日戰爭剛進行到第十個月後，北平、華北、上海、南京如東三省一樣相繼落入敵手，也使一部分人產生悲觀情緒，“再戰必亡”的“亡國論”也占有一定市場。
在延安指導敵後抗戰的毛澤東並沒有被當時波詭雲譎的形勢搞暈了頭腦。他深刻地認識到：隻有對抗戰以來的經驗作出正確總結，對持久戰進行深刻分析和研究，才能在思想上解決“速勝論”、“亡國論”等錯誤觀點。因此，繼《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和《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之後，毛澤東在條件簡陋的窯洞中，經過八天九夜的嘔心瀝血，寫下了這篇分析和指導抗日戰爭、長達五萬餘字的又一重要軍事著作——《論持久戰》，並於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上進行了長達九天的講演。
《論持久戰》有三方麵主要內容：一、揭示抗日戰爭發展的基本規律，駁斥“速戰論”和“亡國論”的錯誤；二、明確提出“持久戰”的觀點，並對戰爭的三個階段進行係統論述；三、闡釋了隻有實行人民戰爭才能勝利的思想，提出了一係列正確的戰術戰略。其中，第三個問題是中國抗日戰爭最終取得勝利的軍事保證，也是文章論述的重點。毛澤東認為，實行持久戰最好的方針是“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其基本含義是：在戰略的防禦戰之中，采取戰役、戰鬥的進攻戰；在戰略的持久戰之中，采取戰役和戰鬥的速決戰；在戰略的內線作戰之中，采取戰役、戰鬥的外線作戰。在實行這個方針時，離不開主動性、靈活性和計劃性三個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