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員在和友黨友軍發生關係的時候，應該堅持團結抗日的立場，堅持統一戰線的綱領，成為實行抗戰任務的模範；應該言必信，行必果，不傲慢，誠心誠意地和友黨友軍商量問題，協同工作，成為統一戰線中各黨相互關係的模範。
——《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522頁）“言必信，行必果”出自《論語子路》：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上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鬥筲之人，何足算也？”
這段話記載的是孔子與弟子子貢關於“士”的標準的討論。孔子認為，士分三等：行能知恥，出使四方能不辱君命，為一等之士；宗族稱他孝順，鄉裏稱他敬愛兄長，為二等之士；出一言必信，做一事必果敢，不知變通，堅定得像石頭一樣，那是淺薄固執的小人，但也勉強能稱為三等之士。這裏，最難理解的是孔子為何稱“言必信，行必果”的人“硜硜然小人哉”。“信”是儒學的核心觀念之一。孔子認為，講求信義是做人的基礎，他強調“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遜）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但同時，孔子又反對拘泥固執於“信”而不能根據實際情況采取變通的做法。盡管孔子否定了這種做法，但他並沒有給我們指明變通的標準。他之後的孟子，才從正麵提出“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的觀點，完美地解答了孔子提出的問題。在孟子看來，一個人出言不必講求信用，行為也不一定要有結果，隻要符合“義”的標準就可以了。隨著語言的演化，後人就用“言必信，行必果”形容說話必須要守信諾，行動一定要有結果。
1938年10月，中國的抗戰形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時，日本由於連續攻占中國不少城市，戰線過長，兵力分散，加之又受到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抗日遊擊戰爭牽製，已無力再實現即定的速戰速決政策，進而轉向政治上誘降國民黨、集中兵力消滅共產黨的政策。抗日戰爭進入毛澤東預言的戰略相持階段。
形勢的變化要求共產黨人及時作出新的對策。為此，中共中央於1938年9月16日至11月6日在延安召開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重點解決對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戰爭和戰略等問題的認識。10月12日至14日，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向大會作了《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這篇題為《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的文章就是政治報告的一部分，是10月14日毛澤東在第六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
講話一開始，毛澤東就斷言中國革命必將有一個光明的未來，同時，也指出了一個尚未在全黨得以解決的問題——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處於何種地位的問題，這就是共產黨員應該怎樣認識自己、加強自己、團結自己，才能領導這次戰爭達到勝利而不致失敗的問題。接著，毛澤東共分十三個部分闡釋這一問題，分別是：（一）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二）共產黨員在民族戰爭中的模範作用；（三）團結全民族和反對民族中的奸細分子；（四）擴大共產黨和防止奸細混入；（五）堅持統一戰線和堅持黨的獨立性；（六）照顧全局，照顧多數及和同盟者一道工作；（七）幹部政策；（八）黨的紀律；（九）黨的民主；（十）我們的黨已經從兩條戰線鬥爭中鞏固和壯大起來；（十一）當前的兩條戰線鬥爭；（十二）學習；（十三）團結和勝利。
毛澤東摘用古語“言必信，行必果”是在講話的第二部分。在這部分中，毛澤東對共產黨員提出了一個要求：在民族戰爭中表現其高度的積極性，而這種積極性，應使之具體地表現於各方麵，即應在各方麵起其先鋒的模範的作用。具體來說，八路軍和新四軍應該成為英勇作戰的模範，執行命令的模範，遵守紀律的模範，政治工作的模範和內部團結統一的模範；在和友軍發生關係時，應成為實行抗戰任務的模範，“言必信，行必果”的誠實模範，統一戰線中各黨相互關係的模範；在政府工作中，應該是十分廉潔、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報酬的模範。同時，還要成為實事求是的模範、具有遠見卓識的模範以及學習的模範。講話的最後，毛澤東鼓舞共產黨員和人民大眾中的一切先進分子高度地發揮其先鋒的模範的作用，去動員全民族一切積極力量，為克服困難、戰勝敵人、建設新中國而奮鬥。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