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若幹阿Ｑ主義者中間，我想很有一些可能進步的人，如果說，他們現在還不承認有所謂統一戰線甚至於有所謂共產黨存在的話，那末，誰也不能排除，於將來的某年某月某日，他們也能在名義上、實際上都承認共產黨與統一戰線的存在。中國從前有一個聖人，叫做孟子，他曾說：“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這句話，形容現在的阿Ｑ主義者，是頗為適當的。
——《同美國記者斯諾的談話》（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四日）（《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239—240頁）“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曰：“有複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
（齊宣王）曰：“否。”
（孟子）曰：“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
梁惠王，即魏惠王。梁即魏國，原都安邑（今山西夏縣北）。惠王九年（前362），遷都大梁（今河南開封），故又稱梁惠王。《梁惠王上》是《孟子》的第一章，記述的是梁惠王問道孟子，以求有利於國的事情。孟子否定講“利”，認為提倡仁義才能富國強兵。在弱肉強食的戰國時代，孟子的學說自然得不到梁惠王的認可，被認為“迂闊而疏於事情”，不予采納。梁惠王死後，其子襄王即位。孟子與之政見亦不合，遂入齊國。此時，正是齊宣王二年。上述引文，就是齊宣王就如何王霸天下一事問道孟子的一段對話。在這次對話中，孟子沒有正麵回答齊宣王的問題，而是由淺入深，循循誘導，逐步闡述以仁義道德的力量來統一天下的“王道”。“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意思是：（我）的臂力能夠舉起百鈞重量，卻不能拿動一支羽毛；眼力能夠看清楚秋天鳥身上的細毛，卻看不見一車子的柴草。孟子用這個顯然違背常理的現象試圖說明“不願做”和“不能做”的區別，以說服齊宣王接受仁義霸天下的建議。成語“明察秋毫”即由此演變而來，用來形容人目光敏銳，能洞察事理,辨明真相。
抗戰爆發後，中國共產黨和其他社會進步人士為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多方奔走。國民政府在強大的輿論壓力麵前也不得不作出“讚成”的姿態以“迎合”形勢的發展。1937年9月20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發表了周恩來在七月廬山談判時向蔣介石提交的《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次日，蔣介石又發表了《對中國共產黨宣言的談話》。其間雖對中共仍有指責，但不得不在事實上承認了共產黨在全國的合法地位，指出了團結救國之必要。至此，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
國民黨雖然在事實上承認了共產黨的合法地位，但並不肯平等對待之。在合作抗日的同時，他們仍大肆鼓吹“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理論，並在五屆五中全會上製定了“溶共”、“限共”、“防共”、“反共”的方針，進一步限製共產黨及其民主運動。
對於國民黨“兩麵派”的做法，毛澤東早有認識。他多次在會議上發言，要求廣大黨員幹部既要認識到國民黨是當前中國最大的、享有統治權的政黨，沒有他們的參加，全民族的抗日統一戰線就難以形成的現實，同時也要注意到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對共產黨及其武裝力量的限製始終沒有停止過的事實。因此，製定黨的具體政策時，就要綜合“聯合”與“鬥爭”的兩重性，恰當地處理好兩種關係的“度”。
在與國外友人的多次交談中，毛澤東也表達了這種觀點。這其中，就包括美國記者斯諾。
1928年7月初的一天，身為《密勒氏評論報》助理主編的斯諾為了尋求“東方的魅力”來到了中國。從這一刻起，他便注定與中國結下不解之緣，與中國共產黨結下不解之緣。在中國的這段日子裏,他當過記者、通訊員，也在燕京大學執過教，支持並參加過學生愛國運動。在對中國產生深厚感情的同時，也讓他對在腐敗無能的國民政府統治下的中國前途產生憂慮。一個偶然的機會，他聽說了共產黨，聽說了毛澤東。為了驗證紅色政權的革命理論，1936年7月，斯諾開始了他的紅色中國行，去拜訪中共高層領袖毛澤東等人，深入了解根據地情況。這次拜會，是他與毛澤東的第一次晤麵，曆時三個月。也就是在這一次晤談後，他堅定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全麵抗戰必勝的信心，期待著與毛澤東再次會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