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許多的部隊、機關、學校，在他們的生產活動中，負行政指揮責任的同誌不大去管，甚至有少數人完全不聞不問，而僅僅委托於供給機關或總務處去管，這是由於還沒有懂得經濟工作的重要性的原故。其所以還不懂得，或則中了董仲舒們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這些唯心的騙人的腐話之毒，還沒有去掉得幹淨；或則以為政治、黨務、軍事是第一位的，是重要的，經濟工作雖然也重要，但不會重要到那種程度，覺得自己不必分心或不必多分心去管它。但是這些想法全是不對的。
——《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節選）》（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464—465頁）“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出自《漢書董仲舒傳》：
（董仲舒）對曰：“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為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為賢，其比三王，猶之與美玉也。”
漢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董仲舒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為漢武帝所采納，從此奠定了儒學在中國社會的正統地位。董仲舒也成為中國曆史上前承孔子、後啟朱熹的傑出儒學大師。上述引文是董仲舒在任江都王劉非（《春秋繁露》上說是膠西王劉昂，此處以《漢書》記載為準）相時答其問政的一番話。大意是：仁義之人，要使別人行正道而不顧利益，使別人明白事理卻不考慮功勞。所以孔子的門庭中，即使是五尺高的孩子，談論起五霸來也會感到羞辱，因為他們是先使用詭詐陰謀稱霸後而施行仁義。替別人謀詐而獲得成功，所以不能在君子麵前樂道。五霸和其他諸侯比起來是有才能的，但和夏禹、商湯、周文王相比，不過是石頭比之美玉罷了。
從1940年開始，在日本侵略軍的瘋狂掃蕩和國民黨頑固派的嚴密封鎖下，陝甘寧邊區和其他敵後抗日根據地一樣，出現了嚴重的經濟困難。到1941年進入了嚴重困難時期。
如何解決根據地老百姓的衣食溫飽？如何保證陝甘寧邊區的持續發展？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領導人花了大量時間和精力來研究解決邊區財政經濟問題的方針和具體辦法，將這項工作看作是“學習治國”。在毛澤東關心下，統一領導邊區財政經濟工作的組織——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很快成立起來，並在較短時間內統一了黨內關於解決財政經濟問題上的分歧，製定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整理和發展生產、平衡出入口、解決人民生活與政府財政等為具體突破口、重點解決糧食問題為主要內容的經濟工作政策。經過一年多的努力，到1942年底，陝甘寧邊區終於在經濟上渡過了最艱難的時期。
經過這一時期的摸索，毛澤東積累了較為豐富的經濟工作經驗。12月，他在西北局高幹會議提交的長篇書麵報告《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就是對這些經驗的總結。1993年12月，《毛澤東文集》第二卷出版時，選取七方麵內容予以刊載：一、表揚以延安同誌為代表的思想上不懼困難、工作中認真負責的廣大邊區同誌，號召將這些同誌的精神、經驗推廣到更廣闊的地區；二、對如何建設保障財政供給的兩大來源之一的公營經濟事業做了詳細的闡述，這部分是本文的重點；三、建立經濟核算製，克服各企業內部的混亂狀態；四、改善工廠的組織與管理，克服工廠機關化與紀律鬆懈狀態；五、對輕視或不很重視經濟工作的一些錯誤現象提出批評，引起大家注意；六、對邊區的經濟工作進行總結，肯定曆史成績，鼓勵同誌們再接再厲；七、明確邊區未來工作之方向。毛澤東摘用“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在本文的第五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