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種類型是博士富二代們，代表人物是趙超。
趙超是步長醫藥集團董事長，生於1967年，是企業創始人趙步長（生於1942年）之子。這對父子皆是全國人大代表，均曾參加2010年3月的全國“兩會”，不過老爸是在山東代表團，而兒子則在陝西代表團；“步長係”也是資本市場上非常詭秘的一支力量，多次財務投資都選擇有國有背景的企業。
趙超於1988年在西北輕工業學院（後更名為陝西科技大學）取得學士學位，後來又到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讀了MBA，最後在西安交通大學獲得了博士學位。陝西是民辦教育大省，步長集團投資創辦了一所名為“陝西商貿職業學院”的民辦學校，後來改名為陝西國際商貿學院，現在的院長正是趙超。
無論如何，“趙超們”畢竟是一個非常小眾的群體，一來，20世紀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企業家的子女們就算有意讀博士（按部就班那種），但他們的年齡也不過剛好到就讀年齡或還不及；二來，就算他們已經獲得博士學位，但在他們的父輩完全退出家族企業之前，他們並不能像趙超一樣被稱為真正意義上的“博士企業家”。
有人說這是一個假命題，因為中國民營經濟的主要特征是一個“急”字，無論是“急”還是“被急”，時刻都需思量安身立命之策和突出重圍之道，除非“富二代”們自己主觀意願極為強烈，他們的父輩如何能苦等一個博士接班人的姍姍來遲呢？還是等將來再考慮鍍金吧。企業家對博士學位之需求的代際傳承於是形成了。
李嘉誠和王永慶的學曆觀
“各位同學，你知道嗎，我和你們一樣也是80後，所以今天想和大家互動一下：在座有多少同學認為大學歲月可以為你日後的成功奠下基礎？有多少同學認為自己具備充沛的精神與力量、矯健的體魄以及所有必需的重要元素來實現抱負和目標？”
這是2010年6月30日，香港首富、長實集團主席李嘉誠以汕頭大學校董會榮譽主席身份，出席汕大畢業典禮時致辭的開篇。這位82歲的老人，幽默地稱自己也是“80後”。他一口氣拋給了學生們十幾個疑問，句句擲地有聲。其中一問為：“有多少同學可肯定自己必會一直堅持原則，拒絕自欺欺人，拒絕把走捷徑視為正途？”
李嘉誠將這一問稱為“一個較難回答”的問題。沒有人知道，唐駿1984年從北京郵電學院（現在的北京郵電大學）畢業時，有沒有人問過他類似的問題；26年後，他涉嫌造假，深陷“博士門”事件，搞得聲名狼藉。
記得唐駿一次在大學的演講過程中，有學生問拿他和李嘉誠做比較，唐駿自知資曆甚淺，坦言不能和李嘉誠相提並論，不過笑稱“他的年紀也比我大多了”（相差34歲）。
當然人無完人，李嘉誠也不盡如我們想象中那樣豪無瑕疵。喬·史塔威爾（Joe Studwell）在《亞洲教父》（A sian god fathers）對李嘉誠等亞洲大佬都有深入和客觀的剖析。不過，他至少見微知著，知道什麼時候能走捷徑，什麼時候不便走捷徑——譬如學曆。“我們的社會中沒有大學文憑、白手起家而終成大業的人不計其數，”他曾說道，“其中的優秀企業家群體更是引人注目。”
李嘉誠頭上頂有香港大學、北京大學、劍橋大學等十多所知名大學授予他的榮譽博士學位，均是實至名歸，而非像內地商界晚輩邱繼寶一樣滑稽，到現在連自己都不清楚給他頒發“美國內申大學榮譽博士學位”的那個老外，究竟是“美國內申大學”真校長還是假校長呢。
再來看看已故的“台灣首富”王永慶的學曆觀。他隻有小學文化，但是一生都在學習，去世前幾年，年近90歲高齡還常伏案寫作。他心裏裝有一個超級產業帝國的夢想，但始終是一副謙卑狀。他也有一個榮譽博士的學位，是1975年初由美國聖若望大學頒發，在授予儀式上，王永慶說：“我幼時無力進學，長大時必須做工謀生，也沒有機會接受正式教育，像我這樣一個身無專長的人，永遠感覺隻有刻苦耐勞才能補其不足。”
到了20世紀90年代，時任台灣交通大學校長的鄧啟福想給王永慶頒發一個榮譽博士的頭銜，被王永慶一口回絕了。“博士學位是要經由小學、初中、高中、大學、研究所碩士班等過程，每一個階段按部就班認真苦讀而獲得的才有意義，”他說，“我沒有資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