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後的柏林滿目瘡痍。十五歲的男孩米夏爾邂逅了一個差不多大他二十歲的女人。她叫漢娜，高大、肩寬背厚，像馬一樣漂亮、健壯，是一個電車售票員。
他深深地愛上了她，一邊生病一邊想辦法和她幽會，一邊上學一邊想辦法和她幽會，想盡一切辦法和她幽會，甚至想辦法說服她同意和他肩並肩騎著自行車走在鄉間的田野上。她看上去也很愛他，而且信任他，把一切決定權都交給他。他要負責查看地圖，決定他們這幾天的遊蕩路線，要負責在旅館登記房間，寫下自己和她的姓名，吃飯的時候負責看著菜單點餐，為自己點，也要為她點。
早晨他們在一家小旅館醒來，米夏爾留了一個字條：“早上好。取早餐，一會兒就回來。”然後匆匆出門；但是當他端著盛早餐的托盤，手裏還拿著一枝玫瑰回來的時候，漢娜卻憤怒地發抖，質問他：“你怎麼能就這樣一走了之呢！”然後就拿著紮連衣裙的細皮帶對著他的臉狠狠抽了過來。他的嘴唇被抽破了，鮮血直流。
和解後，漢娜解釋說，她以為他跑掉了，不要她了。
“可是我給你留了一張字條……”
“字條？什麼字條？”
這張字條神秘消失了－－誰也沒想到，它在米夏爾看不見的未來挽了一個神秘的繩結，等他入轂。
有時米夏爾會想：她愛我嗎？為什麼會對我那麼暴戾呢？
雖然他不敢肯定她是否愛他，卻可以肯定一點：她愛聽他朗讀。他為她朗讀許許多多的書，一篇接一篇，一本接一本。當他說：“你自己讀吧，我把它給你帶來。”她就說“小家夥，你的聲音特別好聽，我寧願聽你朗讀而不願自己去讀。”
她是個好聽眾，注意力集中，緊張地追蹤著情節笑、嗤之以鼻、憤怒，或者是讚賞的驚呼。兩個人在朗讀中都得到了寧靜的幸福。
但是這種幸福突然中斷了，因為漢娜突然消失了。
已經讀高中的米夏爾在放暑假的前一天和朋友們去了遊泳池，當他抬起頭來，就看見漢娜站在二三十米遠的地方，向他這邊張望。米夏爾正猶豫著是否應該跳起來向她跑過去，一錯眼的工夫，她已經消失了。杳無黃鶴。
米夏爾失魂落魄。他找到她任職的電車公司，卻被告知公司剛打算要培訓她做司機，是比售票員高的職位，卻被她拒絕了。
“她愛我嗎？”這個問題就此沒有了答案。不過她喜歡聽他朗讀是真的，親昵地叫他“小家夥”也是真的。他的眼睛、耳朵、鼻子、嘴巴，身體和靈魂，都無法遺忘。
當他再見到她，是作為一名法律專業的大學生，坐在旁聽審判二戰戰犯的法庭上。
漢娜和其他幾個集中營女看守一起出現在被告席。他看著她緊繃的脊背，僵直著不肯垂下的頭顱，表情平靜，內心複雜；她似乎看見了他，又似乎沒看見，除了當初掃他那一眼，再沒有回頭，任憑自己醜惡的曆史在他麵前徐徐揭開。
當初，她竟然拒絕柏林的西門子公司給她提供的做領班的職位，自願選擇去了納粹的黨衛隊。
然後，她在做看守的時候，會挑那些體弱的姑娘為她朗讀，一天複一天，一夜複一夜。
最後，她和別的女看守押送女犯上路，讓女犯們宿在教堂。當天夜裏，一發炮彈擊中教堂，熊熊大火裏傳來女犯的嘶聲喊叫，這些天殺的看守竟然為怕她們逃跑，不肯把門砸開……
事後，這些黨衛軍的“忠誠”的女看守寫了一份報告來敘述事件經過。那麼，誰執的筆呢？
“你！”另外一位被告用手指著漢娜，“一切都是你指使的！”
“不，我沒有寫。誰寫的，這重要嗎？”
但是，當一位律師建議請一位鑒定專家對報告的字體和她的字體進行比較鑒定的時候，她承認了：“您不需要請鑒定專家，我承認報告是我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