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不變是不行了。圍繞著“變多變少”、“怎麼變”的問題，中國的政治力量分化組合。載灃等人找不到路，立憲的道路也走不通，就隻剩下革命一條路了。同盟會成立後，在海外華人中爆發了一場到底是要革命還是要改良的爭論。這場思想爭論蔓延到國內，對中國人起到了類似思想啟蒙的作用。
清王朝已經病入膏肓，傳統的社會力量都找不到解決的方法：最高統治者不願意做深入變革，體製內的變革勢力被斥退，傳統的士大夫階層和農民大眾不知道怎麼變革——因為大家麵臨的問題是新舊交替的“三千年未有之變局”。舊路不通，尋找新路的重任就落在了新的社會力量身上了……
1905年，在一艘歐洲郵輪上有兩位新派的中國乘客。一個是在反清起義失敗後逃亡歐洲的孫中山，另一個是在清朝駐法國公使館當隨員的張靜江。張靜江是朝廷命官，孫中山是朝廷欽犯。所以，孫中山躲著這個同胞，生怕張靜江對自己不利。最後還是張靜江主動攔住孫中山說，你就別躲了，我知道你是朝廷欽犯孫中山，你們造反肯定會遇到資金困難，我可以資助你們。這話說得孫中山驚喜萬分，喜的是有人為革命雪中送炭，驚的是這人竟然是清朝官員。作為接受西方教育的新式知識分子，孫中山希望中國走上西方的民主共和道路。張靜江也屬於中國新興的社會力量。他是在近代發達起來的江浙巨商的子弟，花巨資買了一個道員當，不過他出洋當官的主要目的卻是照顧張家在巴黎、倫敦、紐約等處公司的生意。和孫中山不同，張靜江不願意做職業革命家，卻傾向推翻清朝建立共和國。後來，孫中山在窘迫之時嚐試著向張靜江發電求援，革命同誌們都將信將疑。不想，張靜江馬上彙來三萬元錢，之後又陸續支援武裝起義數以十萬計，成為革命黨人最大的幕後資助者之一。
這個故事可以說明：中國新興的各個階層經曆迷茫之後，最終選擇了推翻朝廷、救國圖存的道路。
洋人不是好東西
近代以後中國曆史與古代曆史最顯著的不同在於它是一個“全球史”。中國的命運和世界的運動，和其他國家的力量盛衰緊密聯係在了一起。西方列強湧入中國，給清朝帶來了近代經濟、科技和製度等等，也創造了新的社會力量。清王朝再也不能像之前一樣關起門來獨善其身了。然而遺憾的是，在近代對外交往中，中國是一個“受害者”。近代西方勢力在中國的形象，就像那塊掛在上海外灘公園的牌子“華人與狗不得入內”一樣，傲慢蠻橫、欺壓中國人、剝奪中國人的尊嚴，成了尋求變革的中國人要打倒的對象。
“華人與狗不得入內”這塊牌子很能激發中國人對洋人的憤怒，也折射出洋人形象在中國的變遷。
當時上海公共租界外灘公園不讓中國人進入，同時期禁止中國人進入的外國人專用場所還有不少，包括著名的跑馬場、英國總會、德國總會等娛樂場所，都禁止中國人入內，從來沒接受過華人做會員。租界的電車也分頭等、次等車廂，前者由洋人乘坐，後者專供中國人乘坐。為什麼獨獨外灘公園的這一條規定，激起了中國人的怒火呢？
因為各國總會和跑馬場是私人經營性場所，采取會員製，人家不吸收中國人入會，這是人家的權利，但是外灘公園是負責租界市政建設的工部局修建的，經費來自租界的稅收。華人占公共租界納稅人的多數，也就是說公園修建的經費主要來自華人。同時，外灘公園的英文名稱是PublicPark，意思是公共花園。既然是“公共”的，它應屬於整個租界的居民共有。用中國人的錢在中國人的土地上造的公園，而且還標明是“公共”的，為什麼就不能讓中國人進入呢？
1885年，工部局打算擴建外灘公園，遇到了中國人的第一次抗議。唐茂枝等八人聯名給工部局寫信：“中國人與外國人在使用公共花園方麵遭受到不同的對待是令人不滿的，希望工部局想些辦法來消除這種招人怨恨的矛盾。”他們指出：“工部局拒絕華人入園，僅僅是從種族方麵來區別，這不管以權宜之計或國際禮儀作為理由，都是站不住腳的。”
唐茂枝等八人的身份很能說明問題。唐茂枝是怡和洋行的買辦，其餘七人或是海關總翻譯，或是房地產富商，或是教堂牧師，總之都屬於“上等華人”之列。在上海這座由小漁鎮發展為遠東大都會隻花了半個世紀的爆發型城市中，唐茂枝等人是身份尷尬的一群人。他們不屬於傳統的“士農工商”中的任何一類，是傳統社會分類以外的群體；他們的身份和財富來源於洋人的事業、依附於洋人，可又不被洋人所接納和尊重。最讓唐茂枝八人氣惱的是，外灘公園向日本人和朝鮮人開放，卻不允許他們這些喝咖啡吃黃油麵包的新派中國人進入！總之，他們迫切希望能在變化的社會中得到認同，找到屬於自己的空間。唐茂枝等人在抗議的同時建議工部局給那些“高貴階層的中國居民”發券，允許他們入園。
晚清時期，西方勢力進入中國，培養了一批處境和唐茂枝類似的社會新力量。他們的抗議得到了新興力量的聲援。《申報》連篇累牘報道此事，上海的華商團體也為此聯名上書工部局。最終，工部局在壓力下同意外灘公園從1886年5月起有條件向中國人開放，讓華人憑券入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