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進入公園後，因為素質欠高，做了許多違反公德的事，激起了外國遊客的抗議。1890年，管理公園的“上海公共娛樂委員會”向工部局報告說，有中國人在遊園券上弄虛作假，更改券麵日期（遊園券有效期隻有一周）。華人入園後，“有挾妓以入者，此已犯西人之所忌，而妓又愛花成癖，往往一見鮮花，必欲折取”。“中國人入適園後，往往不顧公益，任意涕唾，任意坐臥，甚而到於大小便亦不擇方向……”在租界的華人公園開放後，有華人遊客“一人欲獨坐一凳，不肯與人共坐……巡捕遂斥此人之非是，彼即罵詈不絕。又有遊園諸華人見此人與捕忿爭，亦不問事之是非，鹹助此人，大有與捕為難之勢”。工部局決定收緊入園券發放的範圍，限製素質低下的華人入內。為了分流華人遊客，工部局將蘇州河邊一片河灘改建為華人可以隨便進出的“華人公園”。華人公園雖然設備簡陋、環境衛生也差，但此後華人的抗議之聲就基本平息了。
這就是整個上海外灘公園接納中國人入園與否事件的來龍去脈。
那麼，這一件被租界當局及時平息的“群體性事件”為什麼在近代中國人語境中就成了外國人欺壓侮辱中國人的典型案例了呢？
爭論的焦點是那塊“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牌子。有許多人，包括近代名人，都言之鑿鑿地聲稱看到了類似內容的警示牌。同時也有許多人否認在公園看到過類似的牌子，後人也找到類似的實物或者當年的老照片、老報紙來佐證。租界當局是否出示過這塊警示牌就成為爭論的焦點。查1885年的《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章程》，其中的第24項第1條說“腳踏車及犬不準入內”，第5條說“除西人之傭仆外，華人一概不準入內”。有人就說可能後人將這第24項的其中兩條規定合二為一，得出了洋人將狗和華人並列的結論。在民族主義情緒的刺激下，人們很容易從中品出辱華的味道，把繁瑣的條文演變為簡單的“華人與狗不得入內”。1928年，麵對中國人洶湧的抗議浪潮，租界工部局宣布：外灘公園對所有中國人開放。但是為時已晚，“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惡劣印象已經無法從中國人腦海中抹去了。
必須承認，西方列強在中國還是客觀上幹了許多實事的。最明顯的表征是協助中國興起了近代經濟。先是中國人簡單模仿西方，建造星星點點的近代企業，進入20世紀後近代經濟在華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1905年到1911年7年時間裏，中國近代經濟的投資總額就達到了以前30年的總和。投資的對象在國內市場的棉紗、造紙、麵粉等行業中遙遙領先。從1895年到1913年，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速度年均15%，比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速度還略高一點。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趁著列強無暇東顧，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迎來了一個黃金時期，1912年到1920年的發展速度為13.8%。近代經濟發展的直接結果是讓中國社會出現了一群“新”人，他們抓住中外通商契機進行中外貿易、或興辦近代工商業、或給外國勢力打工做中外溝通的中介，富裕起來。他們被稱為民族資產階級、近代工商業者、紳商或者買辦階層。
西方人還告訴晚清的人們，地球不是方的而是圓的、打雷不是雷公在發威而是一種叫做電的物質在碰撞、清朝隻是世界上的一國而不是全部，等等。他們又告訴中國人，婦女是可以不纏足的、有的國家是沒有皇帝的、國家和王朝是兩碼事、人生下來雖然物質上不平等但在精神上是絕對平等的，等等。聞所未聞的思想文化衝擊著中國人的心靈，加上新式教育的推廣，西方勢力在中國培養了一批新式知識分子。這些讀書人不再像祖父輩那樣苦讀四書五經、鑽研八股文，自然也就不再以科舉考試和做官為唯一的出路。他們有的參與新式事業，有的繼續出國留學，有的成為買辦或者官員的外交幕僚。因為中國新式教育的蓬勃發展是在新政之後，所以事實上，中國新式知識分子多數都還是學生——試想一下，短短的十年時間，剛好可以把一個懵懂的少年兒童教育成為獨自思考的青年，卻來不及讓他們進行社會角色的分化。他們比新興富裕階層年輕，思想活躍，更容易接受變革。
新的富裕階層和讀書人的出現，表明一向高度官僚化的中國社會鬆動了，出現了傳統體製囊括不了的新力量。他們的財富和知識不是依附朝廷得來的，這讓朝廷非常擔心。更擔心的是他們學會了獨立思考，比如抗議外灘公園不向華人開放的那批“上等華人”頭腦中就有“反抗不公”和“正當權益”的概念，進而發出了自己的聲音。這對堅持絕對權力的清朝統治者來說是個噩耗。最終，這些富裕階層和讀書人，不能被傳統體製所包容，自身權益又得不到伸張和保障，就都走到朝廷的對立麵去了。我們會發現，改良也好，革命也好，新興階層都是運動的精英。
話說西方勢力在中國客觀上做了一些實事，催生了新興的社會力量，傳播了近代科學文化，帶來了豐富多彩、光怪陸離的新生活，應該能讓中國人產生好感。的確有很多中國人對西方人和西方文化抱有好感。開風氣之先的上海人在19世紀都以西化為時髦。洋人在上海舉行的各種活動，雖然不對華人開放，依然有許多華人歡天喜地去觀看。比如跑馬場賽馬，上海人傾巢出動，萬人空巷，連附近的蘇州、杭州、嘉興等城市的人們也不顧勞頓，奔波趕來。由於觀眾實在太多，那些簡易的看台常常發生倒塌傷人事故。租界的重大慶典，比如法國國慶、英女王登基等活動，上海人均踴躍參加，積極性比慶祝慈禧的生日要熱烈得多。長三角地區許多人千方百計移居租界，投奔相對自由寬鬆和富裕的生活環境。1883年，上海《申報》刊登《論引見驗看代以照相說》一文，主張把朝廷選拔官吏時不必再讓候選者親自到北京“驗明正身”，改為查看候選者的照片即可，希望以此杜絕官場上的行賄受賄現象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