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完洋人，那麼新興社會力量的政治傾向具體如何呢？
之前中國曆史上是沒有專門的工商業者群體的，即便是少數人通過工商業暴富了，也會選擇將財富消耗在購買田地和建造園林豪宅方麵，把自己改造為一個大地主。朝廷也將工商業視作“盆景”，賞玩而已，斷然不會讓“盆景”成長為參天大樹。曆史上出現過多次朝廷鎮壓大工商業主的案子。但是如今，新興的富裕群體是通過近代工商業致富的，要想轉身去做地主，難度很大。同時，他們接受了新思潮，不願意像祖輩那樣做個地主。比如，江浙是魚米之鄉，自古盛產巨富。在光緒朝之前，江浙財閥悶頭發財，不多說話，不過問政治，衙門吩咐什麼事情就恭敬地聽著。而成長於光緒朝的江浙財閥們就不同了，他們思想新潮，發現自己的利益和朝廷的利益不盡一致，感慨國事日非，開始小心翼翼地涉足政治。在戊戌變法、創辦新式學堂等活動中都有他們的身影。參與的政治實踐越多，他們對清朝的所作所為就越不滿，膽子也就越大。比如出生在19世紀後期的張靜江就是浙江南潯巨富子弟，資助孫中山起義。同是南潯巨富的長輩龐雲鐠望子成龍，向清廷獻銀十萬兩“報效”，給兒子龐青臣買來了朝廷的嘉獎和官職。龐青臣拒領獎賞，對頂戴花翎不屑一顧，還改名為“青城”表示不做清朝的臣民。後來，龐青城也走上了資助革命的道路。大革命發生的時候，上海周邊的起義軍軍械和物資，多半是由江浙巨富們資助的。
如果說新興富裕階層還是偷偷摸摸、遮遮掩掩地“反叛”朝廷的話，那麼年輕學生們的離經叛道就顯得直白、激烈和沸騰得多了。
新政廢除科舉、鼓勵留學後，中國的年輕人多數進入新式學堂，或者漂洋過海，去學習近代知識。新式學堂的學生人數從1902年的10萬人增加到1912年的將近30萬人；同時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人數最多，高峰時維持在七八千人的規模。他們是中國人數最多的新力量。這些洋學生們接受了西方思潮，不可能再按照朝廷所希望的忠君報國的條條框框生活了。國家的貧弱和危亡，使得反叛情緒和革命思想在年輕人中間半公開地傳播——在官辦的新式學堂中、在留學監督的眼皮底下傳播。1910年前後，年輕學生們傳閱的是《中國日報》（香港）、《國民報》（日本東京）、《蘇報》（上海）、《警鍾日報》（上海）、《湖北學生界》（東京）、《浙江潮》（東京）、《江蘇》（東京）等報刊以及鄒容的《革命軍》和陳天華的《猛回頭》、《警世鍾》等鼓吹革命的小冊子。一隊隊少年，滿懷美好的憧憬進入學堂，畢業時大多是新銳激憤的反叛者了。
1900年，年僅13歲的福州少年林覺民在科舉考卷上留下“少年不望萬戶侯”7個大字，毅然決然地退場。進入全閩大學堂後，林覺民不止一次地聲稱：“中國非革命就不能自強。”有一天晚上，林覺民慷慨激昂地當眾評述時局，說到沉痛之處拍案捶胸、聲淚俱下，聽眾無不動容。該校的學監恰好聽到，憂心忡忡地對人說：“亡大清者，必此輩也！”留學生們在國外，做得就更加明目張膽了。日本留學生監督姚某，拖著一條辮子對學生們頤指氣使，管束很多。他的保守思想和留學生們格格不入。青年學生們就想尋機懲治他。一天，學生們堵住姚監督，鄒容抱住他的腰，張繼捧頭，陳獨秀揮剪，哢嚓一聲剪下了姚監督的辮子。三個血氣方剛的青年，頓時成了留學生們的英雄。
1903年的“拒俄事件”讓留學生們對朝廷普遍失去了信心。事情的起因是：沙俄趁八國聯軍侵華，趁火打劫，出兵占領了東北地區，賴在那裏遲遲不肯撤兵。1903年，東京的中國留學生組成了拒俄義勇隊，抗議沙俄霸占中國領土，還選派代表回國運動。此時的留學生還對清政府多少抱有希望，希望政府能夠支持他們的愛國舉動。不想，上海的《蘇報》刊載了一封密電以及清廷的一道密諭。在密電裏，駐日公使蔡鈞指稱留學生“名為拒俄、實為造反”。那道密諭更電令兩江總督嚴拿歸國留學生，“即行正法”。官府對留學生組織這樣的新生事物心懷疑慮，采取鎮壓態度，徹底冷了年輕學生的心。這樣的政府還有什麼值得留戀的呢？因此，盡管清政府也意識到要籠絡留學生，為朝廷所用，尤其是要拉攏留學生中的精英分子，所以每年舉行考試，對通過考試的留學生授予等同翰林、進士、舉人等的出身，但實際並沒有招攬到什麼人才。絕大多數留學生都拒絕進入王朝體製，不為朝廷所用。除了少數信奉“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而混入王朝體製中的革命者，比如徐錫麟、吳祿貞等人外，多數為清政府任用的留學生都是濫竽充數的平庸之才。北京曾鬧出過“洋”翰林不識字的笑話。光緒末年，一位留學生歸國被授予翰林職位，竟然將“秋輦”讀為“秋輩”、“奸宄”讀為“奸究”，真實學問如何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