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必須指出的是，留學國外的讀書人也好，國內興起的富裕階層也好，幾乎都沒有對西方思想文化，尤其是西方政治有深入的了解，更談不上研究了。留學歐美的中國人以學習理工科為主，留學日本的中國人雖然很多進入法政專業，但一來日本為了接收中國留學生專門設立的各類“速成學校”的教育質量很成問題，二來大多數留學生不是流連在勾欄酒肆和藝妓的懷中，就是將主要精力放在社會活動和激烈的批評中，沒有沉下心來認真學習、思考和研究。國內依附西方勢力富裕起來的群體，都是從直觀的接觸中認識到西方器物文化的好處，痛陳國內的黑暗與落後，但對中外製度的深層次利弊、對中國到底應該走向何方，並沒有明確的認識。除了極少數人對西方政治真正有研究外，比如孫中山和宋教仁等，多數人隻是接觸了西方政治的皮毛而已。另一方麵，近代工商業者也好、新式教育下的年輕人也好，都是近代的、西方的，對中國現實的了解也非常有限。他們不像從土地中走出來又回歸土地的祖、父輩們，也不像讀著四書五經去考試做官最後回鄉當紳士的前輩讀書人們，這新一批的讀書人舊學根底薄弱了許多，再加上年輕，談不上有什麼社會閱曆。他們可能知道土壤的酸堿度問題，卻不了解土地對中國人的重要性；他們可能知道京杭大運河的長度，卻不明白有多少人（漕幫、鹽商、水手、商販等等）靠著這條河吃飯；他們可能同情幹旱地區農民的極端貧困，卻搞不清楚他們為什麼要排斥去幫助他們的神父和修女們。中國的實際情況錯綜複雜，身處其中幾十年的聰明人，如李鴻章、張之洞之輩，都感歎沒有真正了解實情。這些接觸了幾年洋人東西、讀過幾年洋學堂的新人們，就更不能說了解中國實情了。最後，這些新興群體，遊離在西方理論和中國現實之間，兩邊都不靠，成了沒有根的人。而在這些人中恰恰產生了革命的領袖和精英。
對於一個體製來說，不能包容新出現的社會力量，是非常危險的事情；這些新興力量走到了舊體製的對立麵去，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清王朝不能贏得新興力量的效忠，社會也呼喚著一場大的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