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不變是不行了。圍繞著“變多變少”、“怎麼變”的問題，中國的政治力量分化組合為四大派別。
攝政王載灃代表了滿族親貴和保守派官僚的利益。他們也承認國家出了問題，需要變革，但是隻願意在保證皇室絕對權力的前提下，進行可以控製的、有限的變革。他們掌握著國家的大權，指揮著災難深重的中國蹣跚前行。
被載灃斥退的袁世凱則代表了王朝體製內尋求深度變革的開明勢力。他們認為小修小補已經挽救不了危局了，因此要進行大規模的、深層次的變革。西方社會表現出來的軟硬件的優勢，值得中國學習。袁世凱掌權時期，就推動廢除了科舉製、鼓勵民間辦廠、改革官吏考核製度，還推動官製改革，企圖廢除軍機處設立責任內閣。在開明和保守兩派勢力的爭鬥權衡中，有些變革啟動了，有些變革則夭折了，但阻止不了越來越多的人加入開明勢力的陣營。這其中有和袁世凱一樣在仕途中摸爬滾打上來的實幹人物，更包括了許多新興的富裕階層。國內工商業階層多數支持開明勢力。畢竟，舊體製進行改革更新，總比用暴力手段鍛造一個新體製，對社會的損害要小得多，也符合工商業發展的利益。比如著名實業家張謇就支持袁世凱，屬於開明勢力的重要成員。
張謇，1853年出生於江蘇南通一個普通人家，早年曾在吳長慶軍中做幕僚，因此短期做過袁世凱的老師，後來離開軍營回鄉應試。他文名出眾，科場卻不得意。翁同龢、潘祖蔭等人對張謇一心提攜，多次想在科舉考試中拔他為狀元，不料都誤把他人卷子認作張謇的卷子，反而讓張謇蹉跎了幾年。1894年，張謇終於考中狀元，授翰林院修撰。甲午戰爭中，張謇因父喪循例回籍守製，萌發“實業救國”的念頭，創辦了大生紗廠。從此，他棄官經商，一口氣創辦了多家實業，興建了港口，產業規劃不斷擴大。南通因此成為我國早期的工商業基地，城市麵貌和社會風氣煥然一新。
張謇等新興力量和袁世凱等實權人物相互結合，使得開明勢力雖然不能掌權，但社會影響不降反升，始終是潛伏在體製內部的“暗流”。在他們看來，國家貧弱的根源在於“憲法未立”、“民權未伸”，而解決之道就是“立憲”，建立國會奉行憲法，讓中國成為憲政國家。對於皇室，他們不反對，更不會推翻，因為當時世界上多數國家還是君主國家。大多數君主國，尤其是富強的君主國家，比如日不落帝國英國和立憲成功的日本都是君主國家，所以張謇他們希望中國也朝著君主立憲的方向發展。這一派因此也可以被稱為“立憲派”。
載灃、袁世凱兩派都是提倡在體製內進行變革的力量。而在王朝體製之外，梁啟超等人要求和平改良，孫中山則代表對清王朝完全失望、要求用革命推翻舊有體製的力量。他們兩派因為和朝廷有直接衝突，在國內難以立足。1904年，清政府允諾在國內實行改革，以慈禧七旬萬壽的名義下詔赦免了一大批人。詔書說：“從前獲罪人員，除謀逆立會之康有為、梁啟超、孫文三犯，實屬罪大惡極，無可赦免外，其餘戊戌案內各員，均著免其既往，予以自新。曾經革職者俱著開複原銜，其通飭緝拿，並現在監禁，及交地方管束者，一體開釋。”
在三個“罪大惡極”的人物中，康有為和梁啟超先登上了中國政治舞台。他們二人都是“半新不舊”的知識分子，都是從儒家經典轉向西方政治的一代人。康有為，1858年生，廣東南海人。他在20多歲後開始接觸西方學說的中譯文，又親身遊曆了香港，有感於西方的強盛和優越，開始鑽研西學，提倡變法圖強。梁啟超，生於1873年，廣東新會人。梁家是耕讀世家，梁啟超從小聰明好學，有“神童”美譽，12歲就中了秀才。17歲又中了舉人。因為仰慕康有為，中了舉人後的梁啟超不顧世俗偏見，拜還是秀才的康有為為師，跟隨康有為鼓吹變法維新。從此，“康梁”成為維新變法運動的領袖和一代知識分子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