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變法中，康梁和慈禧太後爆發了激烈的權力衝突，導致變法失敗，戊戌六君子就義。康梁難以在國內立足，不得不流亡海外。他們的政治主張其實與立憲派沒有本質區別，但是比立憲派激進、高調，又被排斥到體製之外，所以走上了不同的發展道路。
流亡後，康有為影響降低，梁啟超後來居上，成為體製外立憲改良勢力的領袖。
康有為此人恃才傲物，自信、自負到剛愎自用。康有為的文章、言行多有誇張，章士釗認為這是他的習性使然，又帶有政治目的。他以為：“南海（康有為）詩文，向欠洗伐之功，筆端起處，即傾河倒峽而出；其勉強趁韻處，往往活剝生吞，無暇咀嚼，以詩律言，誠達不到一個細字。”變法失敗流亡海外後，康有為對光緒皇帝感恩戴德，在海外組織保皇會，鼓吹保皇，又把自己包裝成當代孔子、聖人，逐漸失去人心。梁啟超不再熱心保皇，和老師分道揚鑣。他花大量精力研究西方政治，提倡君主立憲製。梁啟超著眼於普通中國人素質的提高，認為國民文明程度的高低決定國家的興亡。當時中國人智慧不開，缺乏現代意識，迫切需要進行教育提高。“新民為今日中國第一急務。”於是，梁啟超創辦和主持《新民叢報》，批判中國人思想落後素質低下的同時，普及近代政治文化思想。他是支持君主立憲的，但覺得中國人還沒有做好實行憲政的心理和能力準備。
盡管身處體製內外，國內立憲派和海外梁啟超等人的思想本質是相同的。從1903年開始，國內有張謇，海外有梁啟超，發起了君主立憲運動。1905年底，清廷派載澤、端方等五大臣出國考察政治。五個人考察了一圈，不知道如何寫考察報告，竟然找上朝廷的通緝要犯梁啟超，請梁啟超做槍手起草考察報告。梁啟超欣然接受，係統提出了實行兩院製、責任內閣製和地方自治製的政治主張。梁啟超同時指出中國人民智未開，立憲過程不宜過快，新憲法的程度不能太高，可以緩慢推進。這份報告得到了包括慈禧太後在內的最高層的認同，之後清廷的“預備君主立憲”基本照搬了梁啟超的建議，隻是在速度上更加緩慢，釋放的民權更加微弱而已。朝廷欽犯竟然主導國家政治改革，這可以說明晚清曆史是多麼複雜，多麼有趣，也表明立憲派的主張很有市場。
另一個朝廷欽犯孫中山，各方麵都更像是“欽犯”。
孫中山生於1866年11月，廣東香山（現中山市）人。他原名孫文，字載之，號逸仙，流亡日本期間曾化名“中山樵”，後來就用化名作為稱呼，被人稱為“孫中山”。孫中山出身農家，小時候沒有條件接受係統的儒家教育，卻在13歲時因為哥哥孫眉在美國檀香山（在今美國夏威夷）務農致富而移居檀香山生活。從此，孫中山接受了係統的西方教育，深信民主共和，一度還準備加入基督教。他是全新的知識分子，在之前中國曆史上找不到類似的群體。連孫眉都對弟弟的西化傾向感到擔憂，將孫中山強行送回國內。
返回家鄉後，孫中山對故鄉的落後和同胞們的愚昧無法忍受，和好友陸皓東一起搗毀了家鄉的神像。結果，兩人為父老鄉親所不容，被迫避走香港。1892年，孫中山在香港結束學業，專業是西醫，此後在港澳和廣州等地行醫和活動。年長後的他，開始參與政治活動。孫中山一度傾慕康有為的維新變法主張，但因為康有為自大自狂，要求孫中山拜為門生，兩人沒有進一步接觸。孫中山又寄希望於朝廷權臣的主動改革。1894年初，孫中山起草了上李鴻章書，希望國家“人能盡其材，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他說：“此四事者，富國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是年春夏之交，孫中山和陸皓東一起從廣州北上，費盡周折找到關係把建議書交到了李鴻章手上。李鴻章當時是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手握重兵，正忙於一觸即發的中日戰爭。他並沒有接見默默無聞的年輕孫中山。上書的建議也石沉大海。孫中山失望之際，清軍在中日戰爭中潰敗的消息再次襲來，他對朝廷的自我變革徹底失去了信心。孫中山悄然前往檀香山，著手組織革命團體，開始了職業革命家的道路。1894年11月，孫中山成立興中會，提出“驅除韃虜，恢複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的秘密誓詞。朝廷不可救了，那就推翻它再造一個新天地。先後加入興中會的有126人，大多是富裕華僑，身家顧慮較重。他們有愛國心，也同情革命，但不讚成孫中山采取激烈行動。第二年初，孫中山來到香港，同楊衢雲的輔仁文社聯合，成立興中會總會。它的成員主要是新式知識分子和傳統的會黨分子，態度比較激進，開始采取實際行動：武裝反叛朝廷。此後的十多年，孫中山籌措經費，組織武裝，發動起義，屢敗屢戰。孫中山曾對蔡元培說：“我不善處成功，而善處失敗；愈失敗，我的精神愈煥發。”這種無畏的堅持，讓孫中山成了朝廷通緝的要犯，也使他在革命團隊中的聲望越來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