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會成立後，在海外華人中爆發了一場到底是要革命還是要改良的爭論。這場思想爭論從國外蔓延到國內，對中國人起到了類似思想啟蒙的作用。
激進的革命力量彙集後，作為立憲派首領的梁啟超首先發動了思想進攻。他在《新民叢報》上與《民報》上的革命者進行了激烈的論戰。中國要救亡圖強，路在何方？立憲派不讚成革命，主張和平的改革；革命者認為和平的改革已經救不了中國了，隻能進行革命，推翻清朝建立共和國。
梁啟超重提中國人民素質低下，不具備民主共和的政治能力的觀點，認為民主共和不適合中國。從理論上說，民主政治離不開一定的社會基礎和人民素質的支撐。共和民主政體和專製政體對國民的素質能力要求不同。大體上，民主製下國家大權和社會發展都取決於國民的認知和選擇，而且每個人要在自由多元的環境中充分競爭，獨立滿足個人生存和發展的需要。因此民主政體對每個國民的素質和能力要求很高；在專製政體下，國民隻要按照統治者設定的規範去行動和生活就可以了。專製社會不需要百姓有獨立的思想，也不讓百姓有創造性，結果造成人人循規蹈矩、沒有尊嚴但安穩地生活著。所以，素質低下的人群比較適合生活在專製政體之下。梁啟超對中國人素質的判斷比較悲觀，認為中國人還沒有自治、自理的能力，也沒有民主憲政的迫切要求。如果中國驟然變成民主共和國，人們對民主共和製度都不了解，更談不上具備當家作主的能力，隻怕會引起國家的混亂。革命者也承認中國人的政治能力的確不高，但認為革命可以提高國民素質，普及政治。不能說一個人素質低，就剝奪他享受優良製度的權利，更不能消極地等待這個人素質慢慢提高。革命本身可以大大提升國民素質，推動大家對民主共和的認同。章太炎就說：“人心之智慧，自競爭而後發生，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開之，而但恃革命以開之。”
立憲派又認為，革命的激烈形式和暴力行為，會對社會造成破壞。中國社會承受不了大的破壞。一來，他們怕革命給瀕臨絕境的百姓生活雪上加霜，擔心革命威脅新興工商業的發展，引起社會紊亂。二來，立憲派擔心中國革命給列強提供幹涉的借口，引起列強侵略，進一步喪權辱國甚至使國家滅亡。然而，在革命者眼中，革命不隻是破壞，同時也是建設。革命打破的是舊枷鎖，帶來的是新秩序；百姓付出的是血汗和財產，得到的是全新的國家和寬鬆自由的空氣。為了美好的明天，必要的破壞和付出代價是值得的。很多革命者著迷於革命之中“鳳凰涅槃”的神奇和美麗。舊體製沒有值得留戀的東西了，打碎了有什麼值得可惜的呢？（而立憲派中許多人是新興的富裕階層和舊體製中的既得利益者，擔心革命的巨大破壞性。）章太炎就說：“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舊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黃之猛劑，而實補瀉兼備之良藥矣。”汪精衛也認為，安寧地做縮頭烏龜，隻能坐以亡國，要救國唯一的途徑就是起來革命。“與其為野蠻政府蹂躪而死，孰若為救國而死！”革命儼然成了救國圖存的客觀選擇。
雙方爭論的第三個問題是革命者鼓吹的革命到底是種族革命還是民主革命。清王朝是滿族人建立的王朝，多數革命者在宣傳革命的時候將推翻清朝統治等同於“排滿複漢”，宣稱要推翻滿族，光複漢室。梁啟超就批評這種排滿理論是狹隘的種族革命。他說，中國的問題是君主專製的政治問題，而不是種族問題。如果僅僅是推翻滿族王朝，那麼這個革命也是狹隘的，成果也是可疑的。
種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問題，很複雜。一方麵，壟斷政權的滿族和專製保守的清王朝是融合在一起的，很難區分清楚。在普通百姓看來，二者就是一回事，而且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漢族人對滿族人的特權統治早已不滿。所以，以種族革命相號召，革命者就容易動員群眾，贏得支持。種族革命的宣傳比民主革命的宣傳要簡單得多。比如章士釗說：“今日世襲君主者，滿人；占貴族之特權者，滿人；駐防各省以壓製奴隸者，滿人。夫革命之事，亦豈有外乎去世襲君主，排貴族特權，覆一切壓製之策者乎。是以排滿之見，實正為革命之潛勢力，而今日革命者所必不能不經之一途也。”革命宣傳中，排滿複漢和民主共和是合二為一的。蔡元培在《釋仇滿》文中說：“然而滿人之名詞，則赫然揭於吾國，則亦政略上占有特權之一記號焉耳……近日紛紛仇滿之論，皆政略之爭，非種族之爭也……蓋世界之進化已及多數壓製少數之時期，風潮所趨，決不使少數特權獨留於亞東之社會，此其於政略上所以有仇滿之論也。”另一方麵，誠如梁啟超所言，多數革命者在這個問題的理解上存在偏頗。三民主義是由三個部分組合而成的，可革命者最關注的、著力最多的隻是其中的“民族主義”。比如，辛亥年前後湖北的報刊在揭露清政府的腐敗落後方麵刊登了大量的文章，而對三民主義的宣傳僅局限在民族主義的反清宣傳，幾乎沒有涉及民權、民生的內容。革命黨人推翻清王朝的迫切心情可以理解，但宣傳和思想上的局限性在清王朝推翻之後就會馬上顯現出來。一來，如果革命僅僅是推翻一個舊的王朝，那和老式的改朝換代有什麼區別呢？二來，當民族獨立的任務宣告完成，國家進入民主改革和民生建設時期，人們的思想毫無準備，行動怎麼能跟上呢？三來，要知道，集中在反清民族主義大旗下的革命者不一定是讚同民主共和、建設均富民生的同道中人。這些問題在同盟會的宣傳動員工作上沒有加以考慮，革命勝利後三民主義偏廢的後果就將暴露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