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種種問題，梁啟超力主最適合中國的是“開明專製”，實行君主立憲。立憲派盛讚光緒皇帝是數千年一遇的聖人：“皇上之聖德，亦為數千年之所未有，天生聖人以拯諸夏，凡我獲此慈父，無上幸運。”他們捧出一個曠世明君來進行自上而下的憲政，以此對抗革命。針對立憲派捧出來的“聖主明君”，革命者攻擊所有的皇帝都是獨裁者，所謂的“開明專製”本身就是個自相矛盾的概念。至於在立憲派眼中十全十美的光緒皇帝，則是虛構的神話。不能因為光緒皇帝無權，沒做過什麼傷害百姓、愚昧保守的事情，就想當然地認為他是愛護百姓、開明豁達的好皇帝。章太炎就直斥光緒皇帝是“載湉小醜，未辨菽麥”。
平心靜氣地講，孫中山和梁啟超兩派各有道理。梁啟超一派缺乏革命熱情；為革命熱情所左右的革命者們又缺乏對中國國情和民心的深入研究。兩派爭論的客觀結果是，多數留學生血氣方剛，接受了孫中山的理論。因為孫中山的革命理論“提供了一個使中國立足於世界最新型政府的行列的捷徑，不僅可以趕上西方，而且可以很快超過西方。他不像梁啟超那樣麻煩，要掌握中國的曆史，還要盡培訓公民知識的義務。他要的是大躍進。學生們喜歡同盟會。”（［美］費正清著：《偉大的中國革命》）同時，梁啟超和立憲派在爭論中提出的一些遠見卓識也被革命者的熱情所衝淡了。
這場爭論起源於海外，很快就被引入國內，而且並不局限在新式學生群體中。即便如此，革命與改良的爭論所涉及的對象還僅僅是占中國人口極小比例的知識分子階層。“盡管革命黨人做了大量的宣傳工作，但是影響所及，基本上限於知識階層。下層民眾對於革命的理解，極易誤會為反清複明。同時，革命黨也難以跟會黨劃清界限……多數革命黨人其實自己也往往更在乎排滿，而對共和理想不甚了了，甚至有人在進行革命鼓動時，居然操著跟會黨差不多的話語……對於會黨自己和旁觀的老百姓來說，革命對他們更多的意味著一次成功的改朝換代，一次漢人取代滿人的朝代更迭。”（張鳴著：《民意與天意》，載於《辛亥革命與20世紀的中國》）底層百姓對此聞所未聞，沒有受到思想的洗禮和組織動員，還生活在日複一日的艱難之中，對前途沒有什麼設想。另外，這場爭論是粗線條的思想論爭，並沒有深入涉及具體的國計民生內容。它所爭的是“要不要革命”的問題，至於“如何革命、如何改良”則沒有談及。比如孫中山“平均地權”的重要主張，就沒有得到宣傳推廣。革命勝利後，孫中山曾希望革命力量強盛的廣東革命政府予以實施。廣東省都督府向省議會提交了包含有平均地權政策的換契案，財政司長廖仲愷專門向省議會作說明，結果還是被省議會否決了。中國的問題層層疊疊千絲萬縷，不是一兩次爭論能夠說清楚，更不是爭論本身可以解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