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憲派和革命派思想爭論的時候，絕大多數立憲派相信君主立憲的道路在中國是可行的。為什麼他們這麼自信呢？因為清政府正在自上而下地推行“預備立憲”。
如果能和平地在中國實現憲政，那立憲派就會歡天喜地地迎來自己的春天，經濟發展有保障，政治權力能夠擴大。至於愛新覺羅皇室，權力受到憲法的製約，不能再像以前那樣為所欲為了，再向他們稱臣也無妨。從1903年起，立憲派就積極鼓吹君主立憲，要求早日召開國會。之後的日俄戰爭，兩個君主國在東北大打出手，最終立憲的日本打敗了專製的沙俄。立憲派們抓住這個典型案例，說明君主立憲就是比君主專製厲害，中國“非立憲實不足以救之”。一時間“立憲之聲囂然遍天下”，不僅立憲派、開明官僚宣傳立憲，就連思想封閉態度保守的一般官員，對立憲的態度也開始鬆動。
1905年，清廷高調派大臣出洋考察外國憲政，作為國內立憲的參考。出發之前，慈禧太後特意召見了考察大臣端方，真誠地詢問：“如今新政都已經實行了幾年，你看還有什麼該辦，但還沒有辦的？”端方直言：“尚未立憲。”慈禧太後問：“立憲有什麼好處？”端方說：“立憲後，皇位置則可以世襲罔替。”慈禧太後讓他細細說來，端方遵命講了半個多小時。他的觀點代表了清朝官員對立憲的主流看法：用立憲來對抗革命。慈禧太後聽後，若有所思。
不想，端方等人剛上火車就遭遇革命誌士吳樾的自殺性襲擊，入院治療。吳樾由此名垂千古，但當時國內主流輿論對這次暗殺事件評價不高。報刊評論大多認為朝廷大臣出洋考察是為立憲作預備，事關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命運，愛國者應鄭重其事以祝其行，所以對吳樾的暗殺行動一般都持譴責態度。不僅如此，立憲派們很擔心這次暗殺事件會影響到清廷考察憲政的行動，進而影響到憲政的實施，於是紛紛在報紙上撰文敦促清廷要不畏艱難，奮勇前行。民間對於出洋考察大臣挨炸一事也大都表示同情，他們紛紛發來慰問電，如上海複旦、南洋等三十二所學校就聯合發了慰問電。這說明，國內主流民意支持立憲，還不支持革命。
同樣，列強也希望中國立憲。和立憲派一樣，列強也要保護在華利益，不希望中國爆發革命，發生激烈的動蕩。立憲了，很可能就穩定了。最終，清朝五位大臣還是出洋考察憲政去了。五大臣正式起航後，《泰晤士報》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人的中國》的文章。作者滿懷熱情地評論道：“人民正奔走呼號要求改革，而改革是一定會到來的……今天的北京已經不是幾年前你所知道的北京了。”
憲政真的能在中國實現嗎，能夠阻止革命嗎？
清朝大臣考察憲政，主要是從日本和德國那裏汲取“經驗”。日本和德國都是君主掌握實權、民主程度不高的立憲國家。清朝大臣在日本、德國看到的是，實行憲政後，國會也好、憲法也好，君主都有解散和否決的權力，依然掌握最終的權力，皇權並沒有旁落。君主受到的約束隻是要遵守憲法和公布的其他法律。法律一旦公布，上自皇帝下到庶民，都得遵守。專製君主雖然不似往常那樣可以奉天承運、恣意妄為，但法律同樣可以用來約束和控製百姓。清朝政府從德日兩國的憲政中領會了這兩點：保證皇權不旁落和用憲政來維持統治。專製帝王向後退一小步，遵守雙方約定的法律（在實踐中，法律其實主要還是帝王製定的），來換取臣民新的支持。
清朝決心以德國和日本為立憲摹本，但在德日兩國的基礎上清朝皇權向後退的程度更小，民主程度更低。朝廷權貴們看到的主要還是憲政對皇權的維護作用，忽視了皇權的自我限製。比如出洋考察憲政的載澤回國後上書，陳述立憲有三個好處：一是君主神聖不可侵犯，君位萬世不易，相位旦夕可遷，君主不負行政責任；二是外患漸輕，立憲是國際潮流，立憲後可以改善清廷的國際形象；三是內亂可平息，實行立憲後，革命黨人也無話可說，即使想作亂也無人跟從。最後，載澤動情地寫道，奴才是皇室宗親，朝廷的命運和奴才全家的榮辱休戚相關，因此奴才對立憲這樣關係家國命運的大事，萬萬不敢亂說，此次真的是深思熟慮之後的想法。據說，慈禧太後對載澤的折子足足看了有三個時辰，默然不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