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回學校裏興趣小組交流，生物小組幹的事情永遠最滑稽，不是拿灰身果蠅跟黑身果蠅雜交，就是拿高莖豌豆跟矮莖豌豆雜交，反正隻要是相似又不同的東西，比如河馬和豬、筷子和鉛筆、山羊和袁大頭，在他們眼中，都可以拿來胡搞一番。胡搞倒還罷了，還非要瞧不起物理小組成員，比如夏衝，做的收音機不可。總之，完全是傲慢又心胸狹隘的家夥。至於眼前這一位，嚴竺的男朋友，教授的公子，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與中國實踐相結合的產物，顯而易見，自信得過了頭，待人挑剔，目高於頂，妄下斷語。
“我知道你在想什麼，”盧暮橋說，“試問，什麼人跟別人不一樣？與眾不同的人！這豈是凡夫俗子的想法？”
夏衝嗤之以鼻：“如果我想當個乞丐呢？”
“這就是歸謬法了，”盧暮橋說，“歸謬法是一種很不道德的論證方法。你是個相當狂妄的人，隻不過，別人是狂妄地跑上舞台去，你是狂妄地跑下舞台去。這一點，我看得清清楚楚。我懂心理學。聽其言，觀其行，我最擅長了。”
“懂心理學？”
“要不然怎麼做生意？”
“做生意？”
“我喜歡聽聽音樂，買了不少打口帶，後來我發現，很多人不買打口帶，其實是因為根本就不知道世界上有這玩意，一知道了，多少也要買幾盒。我批發了不少，在學校裏賣，現在四中所有人買的打口帶，從學生到老師，都是我賣的。要不然，你想想看，我怎麼會有錢請你吃西餐？”
這說法倒是合理。夏衝好奇起來：“那你應該有很多打口帶才對，剛才為什麼還買了一盒？”
“對了，”盧暮橋欠身掏出那盒“油兔”，遞給夏衝，說，“這是買給你的。你可以聽聽《Sunday Bloody Sunday》，我很喜歡的一首歌。這首歌背後有個故事，一九七二年一月三十號，星期天，在北愛爾蘭第二大城市德裏，上萬人遊行示威，抗議英國政府的一個政策，那政策是在北愛爾蘭不經過審判，就可以把人拘留起來。遊行隊伍跟英國軍隊發生衝突，軍隊開了槍，打死了十四人，死的人大多數就像我們倆這麼大。到了一九八三年，U2樂隊發表了這個專輯，《War》，主打歌就是這一首，裏麵有一句歌詞我最喜歡：這首歌我們還須唱到何時？”
“你關心北愛爾蘭的什麼屠殺？”
“有點兒關心。”
“隻死了十幾個人？”
“十四個。”盧暮橋說，“不應該這麼看待問題。所有的屠殺，不管是中國的，還是俄國的，還是北愛爾蘭的，古代的，還是現代的，過去的，還是未來的，死了十四個人，還是死了一萬個人的，我都反對。”“這個，”夏衝不得不承認，“你倒是說得對。”
盧暮橋舉起酒杯：“反對屠殺。”“反對屠殺。”“你這個人不錯，可惜我沒時間跟你交朋友，其實，我都沒有時間見嚴竺。對了，不談姑娘。反正我每天從睜開眼睛到閉上眼睛，隻有一件事，努力學習。我跟你說，四中這種學校，完全是個變態學校。”“應該是。”夏衝猜測說。“在這學校，我賣了五百多盒卡朋特，可是隻賣了四十多盒《War》。
買了《War》的呢，跟著唱幾句的都少，大多數是趕時髦。有的王八蛋，穿透明襯衫，把這盒磁帶放在襯衫的口袋裏，封皮衝外，好讓女生看見。要是不放這磁帶呢，就放一盒紅萬寶路。都是裝模作樣。根本就沒有幾個人關心歌中唱到的屠殺。”盧暮橋將啤酒一飲而盡，“你知道這是什麼感覺嗎？”
“寂寞？”盧暮橋滿麵通紅，奮力點頭，頹然醉矣。“你他媽的說對了。”他說。
傍晚，我們離開伯爵西餐廳，坐在馬路牙子上。我天旋地轉，盡量跟盧暮橋說話，以便把注意力從翻攪的胃部移開。我問：“你家裏常吃西餐？”盧暮橋說：“不吃。”我說：“我用詞不準確，常吃蘇聯菜？”他說：
“主要吃炒土豆絲。”我說：“那就是你爸做菜。”他說：“我媽。”我想到一個蘇聯阿姨翻炒土豆絲的情景，頓時哈哈大笑。我感到自己醉了，就像變了一個人似的，感到一切都非常愉快，眼前的一切別有妙趣，完全地令人滿意。盧暮橋則完全相反，變得非常頹喪，眼中不見了咄咄逼人的鋒芒，抱著電線杆子，忽而睡去，忽而醒來。一旦醒來，他就翻著眼白，不斷吐唾沫，好像吐唾沫就能把舌頭上的麻痹感吐出去似的。他問，幾點了？我告訴他幾點了，他就說，還沒到放學的時候，還回不了家！狀甚痛苦。我說，回家對他來說沒什麼好處，恐怕要被他的蘇聯媽狠揍一頓。他疲憊地閉著眼睛，繼續抱著電線杆子，嘿嘿直笑。沒過五秒鍾，他又問，幾點了？可見，對他來說，逃學真是一件痛苦難挨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