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軍七次佯敗
楚莊王為了擴張勢力，發兵攻打庸國。由於庸國奮力抵抗，楚軍一時難以推進。庸國在一次戰鬥中還俘虜了楚將楊窗。但由於庸國疏忽，三天後，楊窗竟從庸國逃了回來。楊窗報告了庸國的情況，說道：“庸國人人奮戰，如果我們不調集主力大軍，恐怕難以取勝。”
楚將師叔建議用佯裝敗退之計，以驕庸軍。於是師叔帶兵進攻，開戰不久，楚軍佯裝難以招架，敗下陣來，向後撤退。象這樣一連幾次，楚軍節節敗退。庸軍七戰七捷，不由得驕傲起來，不把楚軍放在眼裏。軍心麻痹，鬥誌漸漸鬆懈，戒備漸漸失去了。
這時，楚莊王率領增援部隊趕來，師叔說，“我軍已七次佯裝敗退，庸人已十分驕傲，現在正是發動總攻的大好時機。”楚莊王下令兵分兩路進攻庸國。庸國將士正陶醉在勝利之中，怎麼也不會想到楚軍突然殺回，倉促應戰，抵擋不住。楚軍一舉消滅了庸國。師叔七次佯裝敗退，是為了製造戰機，一舉殲敵。
劉伯溫功成身退
為朱元璋平天下，治天下，立下了汗馬功勞的劉伯溫在功成之後，多次上書請求告老還鄉，其原因亦是主動與被動兩種因素相撞促成的結果。洪武三年（1371年），朱元璋授予劉伯溫弘文館學士，封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上護軍、誠意伯。劉伯溫為了免遭朝廷官場鬥爭的不測之禍，隨即上書明太祖，要求辭仕過隱居生活。原因有二：一是青少年立下的報國誌得以實現，位至開國功臣之列。二是他生就這豪爽剛正、嫉惡如仇的思想性格，在為朱元璋出謀劃策時曾得罪過不少人，像宰相李善長、胡惟庸等人，就是對明太祖朱元璋，他也常常直諫不諱。因此，他想盡早從官場的旋渦中抽出身來，激流勇退。洪武四年二月，劉伯溫回到浙江青田南田山（今浙江省文成縣）故裏，在鄉間每日讀書吟詩，飲酒奔棋，謝絕同一切官府來往，靜心修養，樂哉快哉。說劉伯溫上書請求辭職含有被迫原因，還可以從他後來被朱元璋剝奪俸祿一事加以佐證。公元1373年，胡惟庸當上了亟相，他對劉伯溫曾經在明太祖麵前不同意自己擔任丞相一事，懷恨在心，故誣陷劉伯溫在故裏謀占有王氣之地為自己墓地，圖謀不軌。朱元璋因疑心極重，遂於第二年下旨剝奪了劉伯溫的俸祿。劉伯溫被迫忍氣吞聲進京說明真情，不想在京積憂成疾，公元1375年3月他重病不起，被送回鄉裏，一月後逝世。如果劉伯溫在朱元璋登基稱帝的前夕，不待封官列侯即隱退故裏或山中寺院，恐怕也不至於後來遭到剝奪俸祿的冤屈。由此看來，政治鬥爭中的急流勇退宜早不宜遲，否則，雖辭職也難保全終身。
【施計要訣】
俗話說：三十六計，走為上計。功業建立後，自己就請求引退，這是一條以退求存的護身之術。
無論在哪個領域，多種勢力在接觸與較量的時候，進固然重要，但在很多情況下，退更為必要，也就是說，走為上，走得巧走得妙，就能保全自己，甚至保全與自己相關的許多人物。
老子說，在一項事業中成就了功德，不躺在功勞薄上，所得的功績就不會失去。過分求滿，不如適可而止，鋒芒太露，勢難保持長久。家財萬貫，往往無法守成；因富貴而驕逸，必定給自己造成不良後果；功成名就之後，而能急流勇退，才合乎自然的道理。
老子的思想是以對立麵的相互轉化為基礎的，“物極必反”是指導功成身退，防止成功的人居功自傲，走向成功的反麵，而采取的富有針對性的策略，同時又是防止他人對成功者的疑忌、誹謗而采取的安身避禍的謀略。
“功隧身退”既能全名，又可全身。古來帝王，多是“可與共患難，不可共安樂”。患難時，他能任賢用能，以圖恢複和發展；而安樂時，則會擔心手下功臣良將謀奪其位。所以，隻要你無誌於奪其權位的話，在你功成名就之時能及早急流勇退，實為上上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