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灘的夜總會，林林總總，各具特色，但凡酒足飯飽的先生前來喝酒，總少不了秀色可餐的小姐在身邊作陪，作陪後給的小費從一百元到三百元不等，五百元就十分地稀罕了，至於六百元，那就簡直是鳳毛麟角。“豔麗年代”便是小費六百元的場子，也叫“六分頭”場子。僅此一點，我知道，兄弟肖邦的這個穀雨之夜的開銷是搞大了，兄弟肖邦又是個從不“劃胖”(上海俚語，意思“誇張”)的上海男人，也因此，這個大開銷便是對周克我的真正認同和看中，倘若兄弟肖邦不將周克我當作真正的兄弟，又有什麼必要這樣大開銷?
開著我的“凱越”，從桂林路再轉滬閔高架一路呼嘯而去，車中，我獨自沉思默想著。
這時，我正再次迎來了自己的美好時光。我是說，我已經從七年前的那次慘烈的人生打擊中慢慢地複蘇了。七年來，我努力地強迫自己忘卻掉這次人生打擊，對誰我都不提片言隻語，但夜晚，當衣夢花抱著她的那隻枕頭也在夢鄉中棄我而去時，我的麵前便會出現這樣一個臆造的場麵:
他蹣跚地向我走來。
我則坐在那張其大無比的桌子麵前，是比黑暗還要黑、還要暗的桌子。
他走到桌前，停住腳步，先看了我一眼，隨後，盯著桌子上的兩個紅酒杯，盯著杯子裏的液體，臉上掠過驚恐不安。
桌子上安靜無比地放著一個玻璃轉盤，這是上海無以計數的飯店、餐廳的桌子上都會有的東西。玻璃轉盤上放著兩個酒杯，酒杯中放著兩杯酒，但不是我最熱愛的啤酒，是紅酒，長城幹紅或解百納幹紅。當然，還有其它一些更淒厲的東西。他明白，我早明白。
我說:“你來了。”
“我來了。”他回答，但聲音中分明有著驚慌失措。
“這是早就說好的事情，二十年後，你我六十歲的時候，讓我們對決。”我說。
“我知道，知道。”他應答，但聲音更顯出了虛弱不堪。
“那就開始。”我說。
他不作應答。
“不想開始了?”我問。
“是，是不想……”他說，額頭明顯地汗水津津。
“不講誠信的人就不是男人，你，承認自己不是男人?”
他:“我……我是男人。”
“那就讓我們開始。”我說，斬釘截鐵地說，“一切都很公平。生存或毀滅，我們兩人的機會各人一半。而且，我等了你二十年，讓你享盡了你要的榮華富貴，你要的功名利色，現在，也不過是個選擇而已，為什麼要害怕這個選擇?”
我轉動了玻璃轉盤，兩杯紅酒隨著玻璃轉盤的轉動在我們兩人麵前飛快地轉動著，當然，它們不會就此轉動下去而永不停止，它們是一定會停止的，停止在我們兩人中的一人麵前，而這個人便將喝下這杯紅酒，當然，也喝下這酒中的毒藥，五秒後，喝酒的人立時斃命。
兩杯酒。
一次文雅而公正的對決。
在六十歲的那年那天，我們兩人中的一人將要喝下這杯紅酒，就像被五步蛇咬過一樣，喝下毒酒的那人，不會活過五秒。
這是周克我隱藏在內心最深處的渴望，強烈的渴望。是我這平凡而簡單的一生那怕搭上性命也要做成的一件事情。這個渴望借用一個台灣朋友柯老板經常用的一個詞語叫“願景”，“願景”它始終在我腦海裏盤旋，我秘而不宣，隻是醞釀。這個世界上，隻有一次，當我大醉之後對一個人泄露了這個“願景”，這個人就是衣夢花，一個與我相愛相戀七年、同居三年的上海女人，一個時而嫵媚無比、時而又生冷至極的上海女人，她對此這樣說道:“老公，你這樣做，值得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