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穀雨後的第二日，整整一天中，我忙於向“十六兄弟幫”的眾兄弟們求證，求證主題:有個匿名的兄弟要周克我給他一個緊急幫助，借他一筆錢，這錢是用來臨時掉個頭寸，但數額卻大大地超越了周克的實際能力，周克想討教兄弟，第一，這錢是借還是不借?第二，倘若借，又應該借多少為宜?
我遵循的基本上是衣夢花為我設計的“路線圖”，但稍作了一點改動。不管怎麼說，衣夢花或許比我更上海、更精明，但我畢竟是“十六兄弟幫”的軸心之一，是他們多年的兄弟，因此，對他們有著更深入的了解。有關錢財事情，即使“十六兄弟幫”也無須一刀切。具體來說，有些人周克我不必問:譬如中學時代已是同學、“青梅竹馬”的交情長達三十多年的烏校長、毛校長，論交情，我們三人肯定沒得說，但就像我不會請他倆去“豔麗年代”玩樂，同理，我也不會向他們求教關於借錢之類的事情，這裏是有些微妙的意思和東西的;有些人周克我想問也問不到，譬如做著上海與新加坡之間教育生意的鄭方方，又譬如在全世界推銷著碩大無朋但淨度大成問題的以色列裸鑽的岑一平，再譬如拿著一百萬年薪正在甘肅等地發展著祖國大西北房地產事業的汪高峰，他們都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要在飛機上飛那麼兩百天的腕兒，你的提問還隻說了一半，他們就急著要掛機了;還有些人是可問可不問，譬如在上海某公安係統幹著神秘活兒的章毅小老弟，還譬如從日本國歸來的孫秋水，這是因為他們個性相當獨立，脾性略顯孤僻，對此類事情的判斷盡管有出人意料的精彩之處，但因為不具普遍意義，也就沒有多少實際的參考價值。
因此，穀雨之夜後的第二天上午，十一點左右，我風馳電掣地趕到了上海浦東國際機場國內候機大樓，我急著要去見麵的第一個兄弟便是慕容長風。
這個時候，對我們兩人來說都是有點痛苦的。平日裏，一個夜晚基本總是遊走三個場子的慕容長風的痛苦相信要來得更加強烈點，我的痛苦雖然沒有慕容長風那麼劇烈，但要藝術家、攝影師周克在某天上午十一點趕到浦東國際機場，那就意味著我必須在九點三刻左右從“高興家園”開車出發，也就意味著我必須在八點三刻起床，更意味著我必須在八點半的時候正點醒來，而通常，這個時候，正是周克我享受著美好而愜意的“回籠覺”，這也是我獨特的生活方式。
一路趕去，我不免有點睡眼惺鬆，但這不妨礙我斷斷續續地對兄弟慕容長風作個深長回憶。
細細一想，我與慕容長風相識至今恰好五年。“十六兄弟幫”中，就相識的時間長度而言，這個長度隻能說是剛剛及格。因為周克我有個不變的想法，任何一個男人要成為周克我的兄弟，一個起碼的條件必須是相識、相交至少在五年以上。
但認識慕容長風正是周克我人生中的一個特殊時期，也因此，我與慕容長風便有了一種特殊的感情。所謂的特殊時期，指的是我正經曆著生命中的一次最沉重打擊，同時，人前始終擺出一種英雄主義的慷慨悲歌，人後，卻怨氣衝天地開始開始悲傷不已，並逐漸地要被這種無邊無際的悲傷所吞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