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子在滬閔高架上快速地行駛著，道路飛快地向他撲來，隨後又飛快向後掠去，道路兩邊的景物也是這樣，不同的景物先是快速地向他飛馳而來，隨即又快速地向後退去，消失在了後視鏡中。天色不錯，幾乎是晴空萬裏，空中藍得十分深邃，高架道上那層似有似無的薄霧並不妨礙能見度，通過前車窗上的減速玻璃向前望去，視野相當清晰。
我感覺到自己的情緒真正地高漲了起來。
有時，我喜歡這樣的情狀:獨自一人，沒有他者，既沒有我的“十六兄弟幫”的那些江湖兄弟，也沒有與我忽而心心相印、忽而格格不入的衣夢花，我無需為了證明自己的與眾不同而扮演著力不能逮的社會角色，也無需為了拯救某顆說到底相當低俗的靈魂頗費口舌，我內心平靜，享受孤獨，如同早春二月的陽光那樣的東西在心頭閃耀，一切都十分美妙，一切，在這樣的心情下，我再次想到了父親，想到中午到了紹興老家怎麼開口與父親談這件事情?
五點醒來至今，我一直在回避父親的形象，他害怕與父親見麵，即使是在精神層麵上的見麵，而現在，我不再阻止自己對父親的想像了。
父親性情溫和而寬容，大概與這個世界上任何一個人都沒有矛盾、沒有衝突，這樣想來，我的“菩薩兒子”社會身份，假如有天上和地上的兩種確認，那麼，父親一定是地上的確認者吧。
父親雖然不是一個正宗的佛教徒，既沒有皈依佛門，也沒有長年吃素，但他一生的所作所為仿佛都是為了佛理、佛義而存在。
1967年，那個瘋狂而動亂的年代。父親所在的公司人人都被卷入了時代動亂，不是參加“工人造反隊”便是參加“工人赤衛隊”，父親最初參加的是“工人赤衛隊”，屬於保皇派的一路，有一天，我興奮地看見扛著“工人赤衛隊”大旗的父親從複興中路走去的身影。後來，兩大派合並，由於人緣、工作業績以及種種完美無瑕的表現，父親被眾人不由分說地推進了公司革命委員會，擔任革委會副主任。那天，公司革委會開會討論，準備對公司的原老板、現在的公司普通職員華先生進行“革命行動”，討論時候，父親的臉色十分難看。
是在遙遠的1947年間，國民黨政府已經顯示出滅亡的大敗像，開始在從不抓壯丁的浙江一地大肆捕抓壯丁，從最後的垂死掙紮。那年春天，為逃避抓壯丁，17歲的父親從紹興的河道經蕭山陸路輾轉來到上海，第一個收留他的就是同鄉人華先生。那時的華先生已經是一家小公司的老板了，自收留父親到解放，兩三年以來華先生始終沒有為難過父親，一直到解放後，華先生的公司先是被合營，繼爾，華先生成了吃定息的公司普通職員，而父親則憑著他的勤勞、他的技藝和他的不怨、不忍，先是成為公司勞模，隨後成為上海勞模，接著是車間工段長、車間主任直到負責生產的付廠長。那麼些年來，無論父親進步到了什麼程度，他的內心對華先生始終懷著一種不能釋懷的感恩之情，始終想著這樣一件事情:1947年的春天，假如華先生不伸出援助之手，他周安定的命運又將是怎樣一個麵貌?
後來父親對我說，那天，他平凡的一生中最艱難的時刻，也是最激蕩的時刻，他在感恩與忠誠之間兩難，若要感恩，則必須背叛;若要忠誠，就必須放棄感恩。
父親麵臨人生的抉擇，難，絕難，不可思議的難。在反複猶豫、反複思考和反複掂量後，父親終於還是邁出了危險的一步，這是父親謹慎的一生，小心的一生，沒有多少欲望、野心、妄想的一生中所走的最危險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