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12世紀，大量跡象表明，歐洲理性正在恢複勇氣和悠閑，準備繼續發展從希臘開始的科學探究的理性事業，並像意大利人盧克萊修一樣思考。理性複活的原因很多、很複雜。私鬥的禁止，十字軍東征帶來的高度的舒適和安全感，以及這些探險經曆對人們思想的刺激作用，毫無疑問都是理性複活必要的前提條件。商業複興了；城市也恢複了舒適和平安；教育水平在教會中得到了提高，並開始向一般群眾中普及。13到14世紀是許多獨立或半獨立的城市，如威尼斯、佛羅倫薩、熱那亞、裏斯本、巴黎、布魯日、倫敦、安特衛普、漢堡、紐倫堡、諾夫哥羅德、威士比和貝亨等獲得很大發展的時代。這些城市都是有很多旅行者的商業城市，而人們在貿易和旅行地方都會交談和沉思。教皇和諸侯的爭論，迫害異教徒的引人注目的野蠻和惡劣行徑，都使人們懷疑教會的權威性，質問和討論一些根本的問題。
我們已經了解到，阿拉伯人是怎樣成為歐洲複興亞裏士多德學術的媒介的，而像弗裏德裏希二世這樣的王侯在阿拉伯哲學和科學作用於新生的歐洲思想中起到怎樣的渠道作用的。更有力地激起人們的理性觀念的是猶太人。他們的存在本身就對教會主張提出了疑問。最後，煉金術士那種神秘而充滿誘惑的研究擴展到更遠、更寬的領域，使人們對那些小的、神秘的但卻有一定效果的實驗科學產生了興趣。
人類精神的覺醒，已經不僅僅局限於那些獨立的知識分子了。世界上普通人的精神世界也開始蘇醒，這在人類以往的曆史中從未發生過。不考慮教士和破壞，似乎基督教義所到之處，都在人們思想中掀起了波瀾。它在人們的良心與上帝的正義之間建立了直接的聯係。因此，隻要有必要，人們就會有勇氣對君主、主教和信條做出獨立的判斷。
11世紀時的歐洲已經重新開始了對哲學的討論。在巴黎、牛津、波洛尼亞以及其它中心地區已經有了頗具規模和不斷發展的大學。中世紀的“經院學派”提出了成套的概念，對各種文字的意義及價值反複進行討論，為即將到來的科學時代中澄清人們的思想做著必要的準備。以獨有的天才傲然於世的是牛津方濟各會的羅吉爾·培根（約1210－1293年），他是近代實驗科學之父。在曆史上，他的名氣僅次於亞裏士多德。
他的著作是嘲弄無知的攻擊性的演說，揭露了那個時代的無知，這是令人難以置信的大膽做法。今天，人們可以批評世界既愚蠢又嚴肅，一切方法也都是幼稚的、拙劣的，各種教條都是幼稚的假設，這並不會有殺身之禍；但對中世紀的人來說，隻要沒有被殺害，被餓死或死於瘟疫，他們就會虔誠的相信他們的信仰的智慧、完美無缺和不可改變，激烈的反對一切不滿的反映。羅吉爾·培根的著作猶如劃破暗夜的一道閃電。他通過對增長知識的豐富的建議來抨擊那個時代的蒙昧。從他熱情地主張實驗及知識的積累來看，亞裏士多德的精神在他的身上又一次體現了。“實驗，實驗”，這就是培根所反複倡導的。
然而，羅吉爾·培根甚至批判亞裏士多德本人，他批判他是因為當時的人們不敢大膽的麵對現實，隻是坐在屋裏研讀這位偉大作者的著作拙劣的拉丁文譯本，這在當時是唯一能夠得到的譯本。他以一貫過激的風格寫道：“如果我有機會，我會把亞裏士多德的書全部都燒掉。因為學習他的著作，隻不過是浪費時間、產生謬誤和增加無知而已。”假如亞裏士多德重生，發現人們並沒有像他們所崇拜的那樣認真的閱讀——並且如羅吉爾·培根所說的那樣，翻譯得如此拙劣——恐怕也會發出同樣的感慨。
為了防止入獄或更可怕的事情發生，除了在表麵上以正統派做了必要的掩飾外，在他的著作中，培根始終向人類大聲疾呼：“不要再受教條和權威的統治；看看這世界吧！”他指出了愚昧的四個主要來源：尊崇權威，墨守成規，無知群眾的判斷力以及人類自以為是的劣根性。隻要能夠克服這四方麵，一個強有力的世界就會呈現在人類麵前。
“沒有劃手的用於航行的機器將會出現，這樣的大船適合河流和海洋，由一個人駕駛，但比裝滿劃手的大船速度更快。同樣，車輛也可以不用畜力，而是自動運轉，就像我們相信古時戰爭中有裝滿鉤刀的戰車。飛翔的機器也是可能的，一個人坐在裏麵操縱某種設備，人造的翅膀就會像飛鳥在天空中飛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