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中國成立後不久響應祖國的號召，全家從美國回國參加革命的早期歸國留學生。在慶祝中國人民大學（下稱人大）建校70周年之際，我感慨萬千。我1953年進入人大，至今已整整54年，我今年85歲，一生的2/3，如果從小學畢業後算起，一生的3/4的時光都是在人大度過的。我現在仍是校學術委員會委員、社會與人口學院博士生導師。最近我還在《求是》、《北京日報》《中國社會導刊——中國考站》和《浙大校刊》等報刊上繼續發表了幾篇文章。可以說過去的54年我是同人大“風雨同舟、榮辱與共”的54年。
我進入人大之前，在香港大學、嶺南大學、紐約大學、哥倫比亞大學攻讀經濟、工商管理和統計學，在香港中國海關當過兩年公務員，是從香港赴美留學的，在我取得MBA學位後繼續攻讀博士學位時，解放戰爭節節勝利，中華人民共和國即將宣告誕生。黨和人民號召海外留學生回國參加革命，我和我愛人響應祖國的召喚。我回國後，前20年一直從事統計學教學和研究，我從知命之年開始全麵轉入人口學，將近花甲之年又從事老年學研究。說實在話，我何德何能，在30多年裏能成為我國人口學和老年學這兩門新興學科的開拓者和帶頭人。這首先是因為國家發展需要這兩門科學，總得有人來擔起這個責任。我認為也是人大對我的造就的結果，這是符合人才發展客觀規律的。
一、人大的人文社科在國家、社會的聲譽和地位為人大人提供馳騁用武之地
任何人要在工作上或學術上做出一點成績，除了有個人的能力和努力外，還必須有機遇。人大的成立和發展為所有人大師生員工提供了良好的發展機遇。新中國成立後，人大作為從解放區出來創建的新型的社會主義正規大學，聲名十分顯赫。我在美國時已有所聞，這是一所旨在培養新中國建設骨幹的大學，吸收的都是革命和進步的青年和知識分子，對我來說是高不可攀的門檻。在我回國時北京的大學除人大外，還有北大、清華、師大、燕京和輔仁，我當時被分配到輔仁大學經濟係任教。1952年院係調整，把四所大學財經專業合並成立中央財經學院。在大家看來，舊大學的教師是融入不了新建的人大的。僅僅過了一年，中央教育部決定中央財經學院大部分教師合並到人大，我就是從這個時候起成為人大一分子的，分配在統計係任教，我是喜出望外，人大對我確有知遇之恩。
對我來說，人大的一切都是新鮮的，都需要我從頭學起，絲毫不敢懈怠。我在人大經曆過多次政治運動的磨練，下鄉多次，深入基層，深入群眾的時間加起來有5年多。在人大，我學習了政治、馬克思主義、俄語、蘇聯社會科學知識，眼界大開，在政治上、業務上有了很大的提高。我兢兢業業從事教學和研究工作，1960年被推薦為北京市先進工作者，並連續三屆被選為海澱區人大代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我被推薦為北京市政協委員、全國政協委員，在第七、八屆被選為全國政協常委，多次擔任北京市政府顧問，2000年後繼續任北京市政府參事5年。我深知這些都是人大給我創造的參政議政的機會，是對我的培養。事實上，我確實從中得到磨練，使我對國情、對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認識更深刻。在20多年的參政議政和社會活動中，我對教育、人口和老齡提過很多一孔之見，還寫過很多提案，如建議重視高校的人文、社會科學，增加科研經費撥款，並組織過幾十名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聯名向財政部呼籲增撥經費，在上世紀80年年代中曾起到一定的作用。關於人口與老齡問題和關於發展這兩門科學，諸如組建中國老年學會，開設老年學、老年醫學專業等，我也都提出過很多提案並在全國政協大會上作過多次大會的專題發言。90年代初政協決定成立人口組並推選我為副組長，如果不是人大給我的機會，我是不能起到這些作用的。
我有幸能涉足開創新中國的人口學也是人大給我創造的機會。這裏有偶然也有曆史的必然。那是1971年，當時人口學在中國是一門無人問津的科學，但這時人口問題已列為世界三大難題，所謂世界三P問題，即人口（population）貧困（poverty）、環境汙染（pollution）。之前，全球都在熱烈討論和爭議人口問題。中國是世界人口最大國，占全球人口1/5以上，怎能置身度外？1971年聯合國恢複中國合法席位後，要求中國參加國際上一個接一個的官方和民間的討論會並要準備出席世界第三次人口會議（布加勒斯特會議）。那時國家計委就從人大臨時抽調一部分教師參加這項工作。我就是這樣被慢慢卷進人口學研究的。1974年世界人口會議後，中央和北京市委決定在人大成立一個人口研究機構，我就是這樣留下來專門從事人口研究的。當時人大已經停辦，但建製還存在，人大黨委把我引進人口研究也不是偶然的。首先是考慮到國家的需要和我的學術背景以及個人的意願。我就這樣成為我國最早研究現代人口學的學者之一。
在人口學研究的基礎上，我已預見到人口老齡化的必然加速，老年學在21世紀將是我國一門必將興起的科學。也是當時國家教委和人大的高瞻遠矚，同意我在上世紀80年代招收博士生、碩士生，以人口老齡化和老年學為研究方向。現在他們中許多人是我國從事老年學研究的教授和研究人員中的骨幹。我認為這也是人大對我也是對他們的造就。人大前幾年在社會與人口學院批準成立全國高校第一個老年學研究所，這是非常有遠見的。
正是由於人大對我的培養、鼓勵和支持以及人口係、所團隊的努力，才得以創辦我國第一個人口機構——人口研究所，創辦我國第一個人口學係，創辦我國第一個人口學學術期刊，參加我國第一個國家人口出國訪問代表團，創辦我國第一個國際人口學培訓機構。現在我校社會與人口學院是全國人口學重點學科點、教育部人口學研究重點研究基地。人大主持召開過多次大型國際人口學研討會。更值得一提的是，我國中華人口獎（科學獎）先後頒發過5次，人大人口所在4次頒獎中都有人獲獎，我是1995年獲第二屆中華人口獎的。我先後多次獲得過國務院國家教委、人口委、老齡委和北京市頒發的一等獎，在上世紀最後20年出國參加各種國際會議、考察、講學70多次，長期在全國和北京市的學術團體——人口學會和老年學學會擔任秘書長、副會長、會長，到今天仍擔任名譽會長和顧問，這些都是人大對我的推薦和支持。
二、人大的光榮革命曆史和“實事求是”的校訓給我開創人口學和老年學以精神力量
上世紀70年代初，從事人口研究同今天的社會環境是全然不同的。那時人口學是被取消的學科，過去從事社會學和研究人口的學者中也有我校的老教授，如：吳景超、陳達、李景漢等一批人，在1957年都被錯劃成右派，他們的“錯誤”言論幾乎無例外地都同人口問題有關。那時報上有署名文章《不許右派利用人口問題進行政治陰謀》。其後，對馬寅初《新人口論》的批判和圍攻就更為嚴厲。自此以後，人口問題就銷聲匿跡，無人敢問津了，人口學實際變成社會科學的“禁區”。1971年我校從各係抽調臨時從事人口工作的教師不下十幾人，到臨時任務結束後、提出要籌組人口研究機構並希望教師留下來繼續工作時，當時人大還沒有複校，但願意繼續搞人口研究的寥寥幾無，大部分都願意回原係“待命”。這固然是出於對原專業的熱愛，但與對人口學前景的不確定性和擔心搞人口會有一定風險也不無關係。
我是願繼續從事人口研究的教師之一，我十分重視中國的人口問題，早在美國留學時，我研究過中國人均國民收入，研究過中國曆史上經濟最好的年頭是1936年。但那年人均國民收入也隻有36美元，是當時美國人均水平的七十分之一。我就認定中國人口過多，素質低肯定是中國貧困落後原因之一。我很希望能畢業從事人口研究，能為造福人民貢獻力量。當我想到，人大的前身是陝北公學，它的建立旨在培養優秀的抗戰幹部，而我在革命的烽火歲月裏是在香港、內地和美國養尊處優，沒有作出過任何貢獻，同人大光榮的曆史對比感到汗顏，十分希望能在國家建設中，成為能像毛澤東給陝北公學題詞所說的“要造就一大批人，這些人是革命的先鋒隊”中的一分子。我認為自己在人口學上能做出一點成績，但在最初的階段對人口問題的政治敏感性記憶猶新、猶有餘悸，工作就有點縮手縮腳不敢大膽放手敞開思想來研究，這不符合校訓“實事求是”的要求。不痛不癢的人口研究對黨和國家貢獻不會很大。